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是我国开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一改革具有指领作用。这种作用贯穿于这一改革的整个过程，包括改革理念的确立、改革方向的确定、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方案的实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等等。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所确立的行政体制改革理念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行政理念，它强调行政体制是一种互相独立、制约和协调的体制，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为己任，具有服务大局的意识、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改革方案的设计会符合中国国情，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阶段性目标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改革方案的实施会按照改革方案的设计，循序渐进，切实加以落实，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科学发展观可以在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都发挥引导作用。   

  用科学发展观来引领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其特有的优越性。首先，科学发展观符合中国国情。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都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真理。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当前国情的基础上总结、凝炼而成一种科学思想，用以指导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针对性和适应性更强。其次，科学发展观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党的十七大以后，科学发展观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理论也不断成熟并被广泛运用。在已经开展的为民执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活动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工作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而且效果也都比较明显。以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一定会赢得这一改革的胜利。再次，科学发展观中已有关于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和目标的内容。这些基本要求和目标都可直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纲领和指导原则。

  要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在行政体制中的作用，还要重视以下工作。第一，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充分领会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与非科学与伪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其强调客观性，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同时，其还具有真理性，是客观规律的正确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在于，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掌握和运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律，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要认真摸清中国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行政体制已不断有所改革，已有很大的进步和完善。但是，这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的目标和要求相比，还有距离。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就要摸清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第三，认真研究，找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找到切入点便可掌握改革大局，顺利各个击破，取得全局的胜利。找到切入点并不容易，需要熟悉情况，精心研究，这同样需要有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用正确的方法，去发现切入点，为取得全局性成果创造条件。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应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减少行政层级, 调整行政区划

  从理论上来讲， 按照韦伯科层制的观点，行政层级过多会导致：执行效能递减， 责任分散化、模糊化，机会主义普遍化。从实践上来讲， 行政层级过多往往会导致： 上情难以及时准确地下达， 下情也难以及时准确地上达；中央下放的权力，很容易被中间环节截留，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层的管理自主权难以得到落实；不利于调动市县和基层政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世界其它国家政府普遍是两到四级，我们现在是五级政府，这不仅增加了行政层次，还会增加行政成本，也肯定会影响行政效率。特别是市管县体制下市县经济发展差距大、关联度低，中心城市反而利用其强势地位， 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截留中央和省级权力，下侵县级利益，市带县于是变成了市吃县、市卡县，因此， 共识性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市管县改为省管县。根据管理学原理，减少层级必然会增加管理幅度， 在实行省管县的同时, 应该配套扩大省级数量。我们现有31个省级行政建制， 从理论上讲存在的弊端较大：一是缺乏自然地理环境依据，不利于自然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三是不利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四是不利于减少管理层级和提高国家管理效能。因此, 改革省级行政区划体制， 增加省级区划的数量，缩小省区面积和管辖人口，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行政层级、实行省直管县先决条件。省级建制多一点，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因地制宜，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以中国国土面积及人口， 设31个省级建制， 显然少了一些，有人主张中国应该设立50个左右的省份。但从长远看，对这个问题要全面、深入研究，毕竟行政区划问题涉及民众的认同和历史因素，涉及到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涉及到社会自治能力、社会组织大发育程度及社会规则化程度，涉及到经济区的划分以及高层领导层的推动。总之，行政区划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要全盘考虑，审慎决策,逐步推进。

  (二)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集权过多，地方政府自主权、自治权不够。一方面，现行分税制不但不能有效地调剂余缺、维护均衡，相反，它具有按经济发达程度累退征税的性质，从而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它也强化并激励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普遍异化。当中央政府拥有超过一半的国家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又承担了基本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出现了较大的缺口而中央政府又不能给予必要支援的时候, 地方官员们只可能有以下三种选择：其一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经费不办事。其二是想方设法多渠道筹资，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通过无处不在的收费汲取民众财富。其三是借款举债、非法融资、违约拖欠，或者暗中挪用财政专款和专项基金。因此，要缩小中国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遏止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扭转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不正常状况，必须首先改革现行财税体制：一是收包袱，将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大幅度地向中央倾斜。但这需要克服改革以来那种甩包袱的政策惯性，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向运作。中央政府必须要有这份责任心和勇气。二是重新设计现行的分税制，优化税种、税基、税率的结构，重新按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责任划分税权，改变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分配比例，并使之动态平衡。这需要将分税制的税收集权主义改为公正有序的财政分权，中央政府要做到大度放权。三是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确保中央的剩余收入能够准确投向最需要的地方与最公正的用途，使各地、各级政府都有充足的财力以提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这需要中央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既要充分掌握各地准确的收支数据，又要对中央下拨经费的调度与使用进行有效的全程监管。

  (三)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

  政府职能问题历来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关于政府角色和职能问题, 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认识。一种是把政府看成是守夜人，认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另一种是把政府看成是万能的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实践证明，这两种认识都存在着片面性。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主导的发展会导致市场失灵。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是在无政府主义和全能主义政府之间寻找一个巧妙的平衡点的政府。因此, 政府职能仅限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优质公共物品和服务。虽然现在我们政府的职能定位原则上有了，但是有些地方政府接受的还比较慢，其中有观念的障碍，也有体制的障碍。还有，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西方国家在探索当中还不成熟的意见拿过来，盲目地加以适用。比如,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问题。过度的市场化虽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对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有些能够市场化，有些绝对不能市场化。还有，在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双重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更要重视市场监管职能。透过三鹿事件和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政府监管不能简单地说加强监管，实际上应该是适度监管，就是必须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毕竟食品和医药产品更是关系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经济危机对国民的生产和生活负面影响很大。要转变政府职能，还必须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问题, 要继续加紧推行大部制，把相近或相似的职能都整合到一个部门。大部制是西方国家经过多年改革探索积累的一条很成熟、很重要的经验和做法。比如美国现共有15个部门、英国16个、法国17个、德国18个，日本原来是22个，以后改革精简为12个。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00多个减少至目前的28个，今后我们还应继续推进这一改革，总体上看，宽职能、大部制是方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部大了以后，它的职能很宽，权力太集中，如何监督就成了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曾经设想搞综合执法，把大部分执法机构都合并起来，搞成一个上千人的综合执法局。一个区政府一千多人的综合执法局，这样权力太大了，没办法监督，有很多的问题，最后还是分为经济、城市管理、农村和文化领域等几支执法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