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也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

  科举制起于隋唐。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有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国都录取名额畸高。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国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某种程度上,国都成了“低分洼地”。

  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在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

  此外,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是100∶1；而西北地区却是10∶1,两者相差10倍。 

  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从而缩小文化差距。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5.5；落后地区云南是53.8,贵州是21(单位:百万分之一)。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 

  这种“高考洼地”,也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比如,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这些历史镜鉴,值得今日的高考改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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