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婧

  1983年复刊时的焦作日报社是全供事业单位。

  复刊之初，“借水行舟”。

  办公“蜗居”他地；没有印刷设备，报纸要远送新乡市去印；没有发行队伍，报纸只能依靠邮局投递。

  印刷费、发行费、编辑费是报社“负资产”的三大源头。而上世纪80年代报纸广告收入很少，1983年，自《焦作日报》5月1日复刊到年底，仅有4万元的广告收入；1984年全年广告收入也只有8万余元，办报注定赔钱。

  然而，百废待兴，仍需投入。为加速焦作报业的发展，从复刊到1988年，5年间，市财政挤出数百万元资金盖起了焦作日报社办公楼，新建了印刷厂，支持报社自办了发行。

  这期间，根据读者需求，报纸也从复刊最初的周一刊，逐步发展为周二刊、周四刊、周六刊。印刷、发行、办报人员不断增加。报纸印刷虽控制了成本，但仍在赔钱；发行不必说也是只赔不赚。

  焦作日报社的高额“赤字”让焦作财政倍感“煎熬”。

  而由于体制的缘故，报社在自我发展上也没有自主权。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报社的采编、印刷、发行设备需要不断更新。而当时的广告收入需要全部上缴财政，每花一分钱都需要打报告。负担报社的正常运转，财政已感到吃力，有限的财力对报社的后续投入也显得力不从心。

  没有更新，就跟不上时代变迁。那么，《焦作日报》势必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从个体上讲，没有考核、没有奖金，编辑、记者每月只有60元、70元的固定工资。

  印刷、校对、发行人员亦是如此。干好了是奉献，干不好，也不会影响拿工资。

  “体制之变，是报社发展的唯一选择。不变则死，求变则活。”历经焦作日报社体制之变的报社原副总编辑卢靖之直言不讳。

  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焦作日报社老一代领导层解放思想，很快达成了共识。

  那么，怎么变？如何变？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焦作日报社老报人来说，体制之变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只准成功，不能失败。

  敢走新路，还要有把握一定走活。

  1988年，深思熟虑后，焦作日报社老一代领导层初步确定了焦作日报社体制改革从减“粮”到断“粮”的分步走思路。

  “不要政府一分钱，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当卢靖之代表报社编委找到市财政局交换意见时，市财政局对焦作日报社的体制之变产生了极大兴趣。

  “财政支持从1988年的每年拨款160万元进行逐年递减，1989年财政拨付120万元、1990年财政拨付80万元、1991年财政拨付40万元。”回忆当时的“谈判”，卢靖之坦言，财政支持每年递减40万元，这数字听起来简单，在报社却经过反复的科学测算，既要激励焦作日报社寻求市场，在自身办报能力上力求突破，还要有一定的保护措施，确保改革的稳步推进。

  改革，听起来简单，改起来实属不易。

  “全社上下，苦苦干一年，收入不过80万元，而支撑报社正常办报运转经费至少也要160万元。实行自收自支，报社的生存发展必定承受巨大压力。”梳理焦作日报社1988年的收支账目，时任财务科副科长、现任焦作日报社副总编辑杨双喜倍感改革之难。

  体制之变，催生活力。

  “不开发市场，报社就难以发展，甚至生计都难以维持。”老一代焦作报人把自己“逼”上市场。

  抓报纸质量开拓读者市场，抓广告、抓印刷开发经营市场。1989年，在财政减“粮”的第一年，焦作日报社就咬牙投资15万元联通新华社微机线路。当时，这套设备在全国居先进水平。

  发展市场、锻炼队伍……这一年，焦作日报社收入突破百万元。

  办报能力不断提升，1992年，在市财政对焦作日报社彻底断“粮”后，《焦作日报》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

  同年9月，焦作日报社接收《焦作经济报》，《焦作日报·经济版》出版。

  这一年年底，《焦作日报》在全省报纸印刷质量评比中捧回了第二名的奖杯。

  历时3年，焦作日报华丽转身，不仅不要政府一分钱，还上缴了国税。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王正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