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明白人患糊涂、聪明人做蠢事者屡见不鲜，即使在当今科学发展、文明进步的新时期，高智商人群中犯低智能错误者亦层出不穷，甚至达到持续不断、“前赴后继”的程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靳长根的这本小册子，通过对贪官忏悔的解析回答了这一难解之题，读了确能引人深思，令人警醒，让人清楚，促人明白。特别是本书主要是对为官之人中的患糊涂、做蠢事者，在其堕入泥坑、陷身囹圄、面临命绝之时方清醒明白而发出的悔恨哀叹和悲凄呼喊，经过作者的用心采集、细心梳理、苦心架构、精心阐释，使忏悔之声化成警世之音，显示出其针砭时弊、触动灵魂的穿透之力和震撼之威。

  靳长根同志从军队转业地方后，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0余年，他把在军队养成的勤学、善思、动脑、动笔的好习惯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总比别人看得多、做得细、想得深，在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反腐败的文墨资料和理论知识，并选课题、拟讲稿、撰文章，应邀到一些单位作反腐倡廉教育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和言论。这本书就是他既全力投身反腐工作实践，又倾心钻研反腐理论的集中体现。这部文稿的不同反响之处就在于作者着力从贪官的忏悔哀叹声中悟出反腐的方剂真经，刨出贪污腐败的病根，确实是难能可贵。

  人世间，是非曲直、道德标准、法度界限原本就是清清楚楚的，凡具有正常思维能力者也应是明明白白的，更何况从众多庶人中脱颖而出的各级官员们，更应该是心知肚明、行分经纬。然而总有一些人经受不住权、财、色的诱惑，明知是错偏为之，明知是坑偏跳之，甚至明知是牢狱、“铡刀”偏闯之……这或许就是人性中悲哀的一面。作者在书中从12个方面深挖了贪官的贪权、贪财、贪色的病根，解析了病因，并提出了驱病的良方和具体对策，细读后，颇受启发，大有教益。

  书中所阐述的12点警示教育，归纳起来，均寓于“三理”之中，即明道理、正心理、讲伦理。

  明道理。所谓道理，即事物的规律。明道理哉明白事物的规律。一个人要识道明理唯有通过学习方能认知、探求、遵循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每个贪官在忏悔时都坦诚地承认是自己“忽视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然而，我认为，在众多贪官之中并不乏爱学习之辈，只不过是他们却“学”则不入心、“习”则不践行，对待事物的规律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出现了“三个错位”的学习状况，即一是理论解释的错位。他们不是从党的理论高度去理解、阐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道理，而是采取“就低不就高”、“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等自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客观的、系统的为党、为国、为民的一系列道理。如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他们则把理想、信念、道德标准都降到了自己所理解所需要的初级阶段上；再如对待“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们却侃侃而谈“只有做上大官，才能做成大事”；还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却把自己也列入了“允许”之列。如此种种，真是混淆是非、利令智昏。二是指导功能的错位。作为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和各种法律、业务知识，本就赋有指导功能，既指导自己又指导部属，既指导思想又指导工作，既指导业务又指导作风。然而，不少贪官却把学习的目的仅仅定在为指导他人而不指导自己，要么为了哗众取宠、标榜自己；要么为教育他人、训导部属；要么只为“完任务”、应付检查……而唯独不与自己的世界观“短兵相接”。三是知和行的错位。也就是认知和行为的分离、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在廉洁自律报告会上讲得头头是道，散会后却悄悄驱车来到某宾馆接受他人的贿赂。像这样嘴上讲为政清廉、背后却行贿受贿的贪官不胜枚举。这种在学习上“知”和“行”的错位是钻进骨子里的“毒虫”，根治起来是何等之难啊！以上种种状况在本书中都作了系统阐释和分析，细读后或许会有启发和引领作用。

  正心理。所谓心理，即人头脑反映客观外界的过程及思想、情感的内心活动。正心理就是正确的或不断调整为正确的反映客观外界过程的内心活动。作者在书中解析了一系列贪官所以要“贪”、要“腐”的心理活动，诸如“盲目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贪欲心理”、“傍大款心理”、“滥用公权心理”、“两面人心理”、“追求享乐心理”、“晚节难保心理”等，都反映了“好干部做坏事”、“明白人做糊涂事”、“聪明人做蠢事”的心理因素。如书中一贪官醒悟后说：“在是与非、善与恶面前，罪与非罪只是一念之差，党员干部与犯罪囚徒也就是一步之遥！”这“一念之差”、“一步之遥”都是受自身的心理支配的，正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说：“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动机所引发的。”然而，此时自身动机的调整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调整、抑制得好，一念不差、一步不跨，岂不仍然是个好干部？还如一贪官在忏悔时这样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缺钱。而是内心世界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一种贪财欲望，追求金钱成了一种嗜好，总觉得口袋里的钱老是鼓鼓的心里才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这种心理，在贪官里颇具代表性，这些人对金钱的获得似乎已经失去理智，形成了习惯，只要是钱，不管从哪里来，都可得之，仿佛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状态，这就是心理失控的贪得无厌。心理学家在关于压抑与自我防御等心理学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强调自我功能，包括自我防御、自我发展、意识思考过程和个人控制”等观点，对无意识过程进行了发展性研究，从心理上、生理上以及病理上对防止失控都提出了科学解释和应对方法。面对这种心理失控式的贪得无厌，如若从心理上强化一下自我防御、自我控制的功能，也不至于会在昏昏噩噩之中沦为贪官、囚徒、罪人。书中介绍的汉朝清官杨震慎独拒贿的史事，很有教益。说的是昌邑县令王密趁夜晚去向恩师、时任东莱太守的杨震悄悄送去十金，被杨震当面拒绝。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你踏地而来，地知；你怀金而来，你知；你送金给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谓无知？”又说，“我荐你为县令，是因我知你德才兼备，可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做人的准则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以清廉为本。如果认为没有别人知道就可以收受他人贿赂，岂不是违天违地、欺世盗名吗？王密深感羞愧，怀金而去。以史为鉴，借古为镜，杨震的心理自控和防御能力可谓世代楷模，他的“四知”名言称其为警世恒言。从古至今，几乎所有行贿受贿者都是抱有“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岂不知，天人之际，合一而终。“四知”之精髓就在于天地良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行事，光明磊落。施无道之权，索无道之财，行无道之事，皇天有眼，黄土有知。为官之人应视民为天，若不慎独自制，良心何在、吾身何立呀？

  讲伦理。所谓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及责任义务。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世间的所有规矩大体分为“天定”和“人定”两类，“天定”则是自然生成的规矩；“人定”则是顺应自然规律由人而立的规矩。这些亦应统归于伦理规矩，每个人都是不能违犯的。但是，书中所指的一些贪官却置伦理于不顾，滥用职权者有之，横征暴敛者有之，行凶报复者有之，挥霍无度者有之，贪色乱伦者有之，如此等等，莫说党员标准、干部要求，就连最低限度的道德修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都不讲，逆规律而动，违伦理而行，结果只能是声名狼藉、粉身碎骨。正如谋权贪官赵学风忏悔时说：“豹死于皮，虎死于骨，熊死于掌，象死于牙，我赵学风‘死’于权呀！”还有一贪官醒悟后含泪泣诉说，我深感欠下了多笔无法弥补的“债务”，这就是社会债、恩情债、亲情债、自由债等。我愧对党组织的恩情和领导、亲人的期望，把父母和爱人、孩子也带进了痛苦的深渊，我的兄弟、姐妹和所有社会关系都因我而抬不起头来。过去父母以我为荣，可是今天却因我而气、而羞、而病，直至生命垂危，我何谈孝敬、何谈伦理呀？

  书中12个方面的警示教育，归其一点，都是为了破解腐败这一难题；抱有一个愿望，都是想多出清官，少出或不出贪官。那么何谓清官？书中阐述了大量关于清官的定义、内涵、表现及其履职的艰辛和辉煌，列举了大量从古至今清官的典范、丰碑及其榜样的力量。有学者把清官的标准归纳为“四清”：一是清明。即明志、明理、明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二是清正。即心正、行正，立场、信念坚定，行为稳健，处事公正，作风深入，为民意识强。三是清介。即耿介、直率，有骨气，守法纪，道德高尚，戒律严明，居安思危，守土履责。四是清廉。即廉洁从政，两袖清风，慎独自制，耐得清贫，“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总之，人民群众欢迎既能为一方百姓营造富有、又能使自己耐得住清贫的好官，不欢迎搞腐败的昏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腐败定性为“全球性威胁”，可见，反腐败之战是何等激烈、何等复杂、何等艰巨。本书尽管仅仅是出自一位基层纪检干部之手的反腐之著，我读后认为，它就像一柄闪亮的匕首投入了反腐之战的硝烟之中，必将起到其应有的穿透作用。

  古往今来，反腐之策不胜历数，而我尤其推崇慎独的修身之法。所谓慎独，就是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道德规范而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的事情。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和心理自控的重要方法。如果每个社会人都能自觉地管住自己、管严自己、管好自己，那么，何来不正之风？何来腐败之疾？何来贪欲之官？而现在的难题就在于许多人不能做到慎独！

  腐败威胁全球。而我国的腐败威胁之危不可低估。反腐之话常讲、反腐之钟长鸣、反腐之拳常出，决不可懈怠。平时，我们的同志多读读反腐倡廉的好书不也是一种警示吗？

  （作者系焦作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