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龙

  书名： 《中国1864~1911》

  作者： 谌旭彬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年8月

  三国时有个大笔杆子叫陈琳，原先在袁绍手下做“文秘”，袁绍和曹操打仗，陈琳就写檄文痛骂曹操。后来曹操把袁绍灭了，陈琳作为战犯被送到曹操面前，曹操问他：陈先生的这支笔很厉害呀，只是你骂我就行了，干吗还把我的八辈子祖宗都骂了个遍？陈琳回答了八个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个故事常常让我心生感慨，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白了不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嘛！屁股决定脑袋，在行为学上有一定的合理性，让一个老农民做皇帝管理天下，政府颁布消灭官和商、人人有田种的旨令，就是顺理成章的；让一个砍柴的做皇帝管理天下，颁布取消森林保护法、人人都有一把好斧头的旨令，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人如果永远只能在屁股所坐的逻辑轨道上思考问题，那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这种莫大的悲哀，政治生活中却常常可见。青年学者谌旭彬的新著《中国1864~1911》，对清末政治生活中的这类现象就有很好的呈现。《中国1864~1911》作为一部考察辛亥革命的书，其一大特殊之处就是，把关注的视线从1911年往前推进到1864年，以年度大事、年度言论等形式，对清朝崩溃前近50年的政治生活、社会焦点问题，作了逐年的审视、解剖，脉络清晰、事件原委通透。这种历史写作形式，很具有启发性，用古史写作方法来比拟的话，可说是综合了《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的长处。而个中所呈现出的清末各派政治势力“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特征，尤为令人感慨。

  公元1864年，对大清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坏的年头，作为扼喉之痛的太平天国势力基本被肃清，北方捻军的消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冲突也暂时告一段落。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头，一个危机已过、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年头。大清帝国的前途看起来还是值得憧憬的。当然，困难依然重重，问题依然多多，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道选择题是：往前走、真心实意地搞改革，还是原地踏步，按以前的老调子过日子？

  历史的事实是，虽然形势在逼着清政府往前走——为了改善财务，搞经济改革；为了自保，搞军队改革；为了更好的未来，安排官员出洋考察，在学校里试点西式教育，尽管只是先在一小块地方、在一小群人中开始——但内心里还是依恋从前的老调子，政治上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始终是第一位的，天变地变都不如自家手里多捞一点来得实在。1875年国防大讨论、1881年留美幼童回撤事件、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百日维新、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党、帝党、权臣、地方派，无一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式的政治行为逻辑在起作用。而大清帝国就在这种政治逻辑中彻底失去了1864年以来获得的重生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汉人势力得以主导朝廷，持续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土崩瓦解！

  当然，历史也有让人觉得非常不堪的部分。作者探究出太平天国的灭亡源自内部意识形态的路线斗争，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关系赫然是精神领袖和实质领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如众所周知的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由此事生发的“维新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根本就是康先生忽悠公众的结论……

  一本好的历史书，是应该能让读者产生“庄生梦蝶”般的感觉：站的地方是历史，翻过页去是现在；庄生中有蝴蝶，蝴蝶中有庄生，已不容易分得清到底是谁梦见谁。我读这部《中国1864~1911》，就时常有这种感觉，有时猛然恍如活在那段历史里，为养家糊口和总是没有足够多的钱而焦虑，为要不要参加科举考个公务员而纠结，看着官员的腐败和满大街的洋人而发呆，有时也会想这到底是太平盛世还是风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