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通知,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和另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约翰·格登,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我相信他(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位老师写道,“他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学不会,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完全不可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是后来被誉为“克隆之父”、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格登从没忘记过这些严苛的评语。事实上,这张成绩报告单一直被装裱在一个精致的木质相框中,并且被挂在格登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

  与之相伴几十年后,凭借着一枚诺贝尔奖章,这位曾经的差学生,终于顶着一头白发,成功地回击了当年的差评。

  差生的回击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的评语中,人们几乎可以想见这位诺奖得主当时令老师气急败坏的模样。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0多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与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共同分享生物学研究的最高荣誉。

  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到,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

  不时闪烁的叛逆基因

  在进入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后,格登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但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对中学教育的反思

  如今,格登赢得了诺贝尔奖。在这场成功的“差生逆袭”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当下的中学教育。一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在著名的伊顿公学,能够看到一些涨红的羞愧脸庞。 

  “格登显然不是第一个被老师泼冷水的差学生,1895年,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校长也把‘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评语给了爱因斯坦。”这位作家写道,“学校本应为学生可能的成就而自豪,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因此被磨灭了学习的热情。” 

  甚至,这样的反思也蔓延到了中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上周撰文说,中国目前的人才观和教育理念,有其严重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是扼杀最佳人才,或者是扼杀人才辈出的致命缺点。”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格登研究所,约翰·格登,这个曾经的差学生,终于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成就。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自己对奖金没有概念,也不打算出国旅游。“也许我会拿奖金投资基金,资助那些攻读学术型博士的学生们。”他说。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位年近八旬的科学家依旧每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研究工作。那份中学成绩报告单,则被显眼地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这份成绩报告单似乎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动力。“有时我会看着它告诉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格登说,“当你的实验遇到困境的时候,拿这个方法激励自己,真的太有效了。”        中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