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白血病男童帅帅去世了，孩子走得并不安宁。其母指责帅帅之父胡某拒绝为孩子进行骨髓移植。对此，帅帅父亲回应称未捐骨髓因当时已经错过最佳移植时机，强行移植只是送死。父亲问心无愧，母亲则要对簿公堂。（据《京华时报》）

  孩子走了，走得满眼遗憾，留给世人的道德拷问却刚刚开始。当前，舆论几乎一边倒得将拒捐骨髓的父亲推向了伦理道德的审判席，并宣判他为见死不救的畜生、窥见人性阴暗的靶子、挑战伦理底线的全民公敌。千百年来，死亡哲学度量着人们的生存意义。生死之辩，是个严肃而深沉的问题，岂可轻易遭到道德的绑架。笔者不是在为胡某正名什么，只是呼吁公众试着接受多元化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以冷静的态度、思辨的意识，多角度寻找对绝症、医疗、家庭和有关生命尊严的答案。不必强求苟同于对方，但求相互尊重与理解。

  孩子患的是非淋巴型髓系白血病，在ICU接受的“残酷治疗”绝对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每天被紫外线照射一个半小时，全身插满导管，无休止地轮番输液，身子痒、肚子痛、免疫力下降、嘴长疮、肛门裂……这样的化疗过程复杂而痛苦，如果生存的可能微乎其微，那么，这一切更像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胡某的选择，很大程度基于对孩子“无效治疗”的认识。而事实上，由于病人、医生、体制三方原因，造成了生存几率依靠奇迹的病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却要遭受极大的痛苦；而死后，其家庭要为这一切统统埋单。这不简单是见死不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生命、亲情等永恒价值面前，是不能单纯用道德是非或利益得失来简单权衡的。

  当然，拒绝治疗触及到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一般认为，对亲人哪怕付出巨额的医疗费用却换得竹篮打水也值得，人们更习惯看到，在生死选择面前亲人的义无反顾。于是，胡某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挽救生命是美德，抛弃生命未必就是罪恶；而漠视事件背景的声援或诋毁则是实实在在的道德绑架。不忍心孩子几乎无望地接受过度治疗，没有能力承担孩子手术移植后的高昂费用，甚至无法保障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相信，在亲生骨肉生死之际，胡某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其实，该事件与全社会对于公交让座的大讨论十分相似。与“让座是美德，不让则是道德败坏”的简单思维一样，这次我们又陷入了谬赏主义的误区。我们不应该动辄将生活人为地加以拔高，强迫使其具有道德感召力，并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生死问题是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并不适合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在我们谴责胡某的同时，更应该自我检讨：舆论界所谓的正义伸张，道德唤醒对于帅帅及家庭而言，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将帅帅家庭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放大，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我们真想帮孩子的话，少说些风凉话，点起一支送别的蜡烛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