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遥路地，因临着遥路而得名。遥路，是家乡人给贯穿村庄东西的老驿路起得土名字。它曾是武王伐纣时的行军之路，汉代以后，成为历代驿道。清道光《修武县志》的舆地图上，还标着这条路为“南驿路”。家乡人将其路途之漫长，时间之久远，浓缩为一个“遥”字，很贴切。这条路历经3000多年的车行马踏，风吹雨刷，已经成为低于地平面一米多深的沟堑式道路，雨天泥泞难行，涝季就变成了河，解放后已开始废弃。家乡人在遥路地北端又修了一条新路。废弃的遥路像干河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遥路地永远铭记着遥路的历史。

  新路也早已不新了，过去它是村里人东去的唯一道路。这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趟。1989年冬天，我再次走这条路时，忽然发现路边竖起了一个标示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下了自行车，走近去观看。标示碑正面书刻着“李屯商代文化遗址”。它虽然没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那么出名，但也是令人自豪的呀！标示碑的背面写着：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25米，采集有素面陶盆、印纹陶罐、粗绳纹陶罐以及方格纹、篮纹陶片。陶片多为灰陶，有少量的红陶。

  在地面上采集到的？我诧异着，不由自主地走进麦田。果然，在麦田的席垄上和田边，古陶片俯拾即是。我拿着这些陶片揣摩起来，心底突然惊讶地“啊”了一声：我的手不是叠压在古人的手背上了吗？

  光阴荏苒，眨眼间到了2003年。我有幸以官方身份，同焦作市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起来到家乡的遥路地。经过几个月的钻探和试掘，遥路地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器物丰富多了。文物指示的年代，从先商到东周连续不断。最让人惊喜的收获，是出土了一把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商代青铜钺，一个带有“樊”字的周代残破陶甑，发现了一片宫殿基址和一段古城墙基址，使诸多文献上记载的周代“樊城”得到了确认。遗址的面积扩大为：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800米，面积80万平方米，属大型遗址。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连日劳累，一上车我便迷迷糊糊进入梦乡。

  一位古人隐隐约约走来。

  “敢问先哲尊称？”我拱手问道。

  “吾乃殷民七族之樊氏也。”

  “殷民七族？作何解释？”

  “商朝是一个重视手工业发展的朝代。有技术专长的‘百工’，不少被提升为贵族，有了象征身份的姓氏，得到了封地。封地名随姓氏，姓氏名随‘百工’。殷商灭亡后，周王朝为了‘监殷’，将殷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钟葵氏七族，分给卫国管辖；将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分给鲁国管辖。殷民十三族中，有九族就是由‘百工’提升而来。索氏：打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制陶工；施氏：做旗工；繁氏：马缨工；錡氏：制凿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制锥工。”

  “哦！原来如此。这里就是樊氏的封地吧？”

  “正是。”先哲点点头，“樊的本意就是篱笆，吾本来就是个扎篱笆，做囚笼的工匠。被封到这里，主宰一方，好不惬意！那把青铜钺，是商王赐给我的，它是我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吾将特长发挥到极致，用榛、枣、荆、棘这些带刺植物，将聚落周围植成一道大大的、厚厚的篱笆墙，樊城从此闻名遐迩。”

  “我明白了，樊城当初是个篱笆城，真是名副其实呀！”

  史籍记载，西周宣王时期，樊城是“卿士”仲山甫的食邑。卿士之职，相当于后世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同朝为官的好友尹吉甫作《烝民》（见《诗经.大雅》）诗，对仲山甫大加赞颂：仲山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王命，代周王颁布政令，四方执行；维护天子的地位，他是诸侯士大夫们的榜样；德行这东西，说来向鸡毛一样轻，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天子有了过错，只有仲山甫能弥补它；国事好与坏，只有仲山甫最明白；他高尚的品德如山岳，令人仰止；他不畏强暴，不侮矜寡，柔亦不茹，刚亦不吐，遵循古训，温和善良，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行为表情，风度翩翩，是人们仿效的楷模；有事大家都爱去找他，因为他既开明又智慧，既知礼又知法，既有威严又易接近，不偏不倚，公道正派。

  仲山甫在位时的突出政绩，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彻底废除“公田制”和“助耕法”。 二是全面推行“什一而税”。 三是鼓励农民大力开垦荒地。四是鼓励大力发展工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造成了宣王时期民富国强的景象，史称“宣王中兴”。其最大功臣当属仲山甫。

  仲山甫后来受到排斥冷落。为了将他支开朝廷，宣王派他到齐地筑城。使命完成后，仲山甫已筋疲力尽，伤透了脑筋，回到他的封地樊城养老，从此再不过问朝政，索性连周宗室之姓也改了，从封地之名，改姓樊，史称樊仲山。仲山甫的暮年就在樊城度过，直到病逝。后汉史学家服虔在《春秋左氏传解》中载：“仲山甫完成筑城使命，归樊病逝，葬于樊，谥号樊穆仲，子孙立庙祀之，为樊姓始祖。”

  我感慨万千！这祭祀樊穆仲的庙宇，为什么就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呢？想想只能怪罪于那个分裂动乱、血腥战争的春秋战国时代了。为了得到樊地，晋文公派将军魏犨攻打樊城，樊城守将仓葛义正词严道：“阳樊有夏商之嗣典，周师之师旅，樊仲之官守”，不可能给你。晋文公又耍了个阴招，给仓葛写了一封信，说樊城百姓自愿迁徙外地，可免受战争屠戮。在此威胁恐吓之下，樊城百姓不得不四散逃离。现存于四川省芦山县的汉樊敏碑碑文中，就记载了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先祖在樊国灭亡后，被迫率领樊氏一支远徙“华南西疆”，最后定居在青衣县生息繁衍的史实。樊城人走了，樊城废了。接着，樊城又遭到那个更加疯狂的战国时代的摧残，城墙、房屋、庙宇皆被荡平，化成了历史尘埃。人们诅咒战争，诅咒动乱，因为最受祸害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岂止樊姓人离乱？

  春秋战国之后，再也没有我家乡哪怕只言片语的记载。遥路地上的考古调查也是一无所获。文化断档，到元朝末年。遥路地只知春秋，不知汉唐。北方铁骑踏过，狼烟滚滚，人死地荒。朱元璋率众驱除鞑虏，建立大明政权时，中原千里无人烟，满目尽荒凉。于是有了大移民，将人口稠密的山西人，大批迁往人烟稀少的中原地带；于是有了李姓人在樊城遗址上重新建屯，接续这方水土的文明。

  百家姓中，李姓和樊姓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风云际会，因缘叠合，李、樊两姓成了“远亲近邻”。李屯的土地下，时刻都在冒着樊人的气息。李屯人似乎对樊姓人更有感情。无论“殷民七族”之樊，还是樊仲山之樊，他们的根脉同为一地——商周樊城，今日焦作新区李屯村是也。李屯人热切期盼着天下樊姓人到此寻根问祖。

  遥路地为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