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卓

  不管是之前的喜剧作品，还是现在的严肃作品，冯小刚始终拿捏着大众的情感死穴，像一个助产妇一样，帮助压力深重的观众发泄情绪。《集结号》讲的是委屈，《唐山大地震》讲的是纠结，《一九四二》讲的是压抑。

  整部电影的大部分的表现是不错的，内敛、隐忍、厚重，以一种自然的语气来讲述如此残酷的饥饿景象，不夸张但传递出了生命的苦难感，甚至还有几处刘震云式的黑色幽默。但是到了后面时，我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冯小刚依旧没有摒弃煽情的手段，直接撕破观众还在静静思考的心理防线，将泪水和仇恨迸发出来。从拴柱跳下火车后发现没带小米，到他被日本人一刀刺进喉咙，再到范财主闷死了孙子，这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将影片苦心营造的沉稳宏大气氛推向狭窄，于是电影又变成了电视剧，本来是主题深化的高潮变成了情感发泄的高潮。

  电影实际上铺展了四条线索：灾民的逃荒经历是展现“是什么”，国民政府的应对是展现“为什么”，记者白修德是“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问题的追问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两者是辅线。如果再加上日本兵对灾民的态度，那便是五条线索，五个立场。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给了蒋介石一个让人敬又让人怜的形象。但是两条辅线与主题的衔接不够紧密，如果说白修德的作用是连接了灾民与政府，那么传教士的作用就有些模糊不清。小安关于上帝的拷问更像是在做戏，没有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反而是西安老太太在面对蒋介石时的一句“阿弥陀佛”更具震撼力。相比之下，日本军官对灾民的认识算是点睛之笔，“他们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这句话应该作为整部影片的“题眼”，因为其要表现的就是饥饿中的人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