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乐寺塔

  竹林七贤 妙乐论道

  妙乐寺塔景区开发规划图鸟瞰

  (上接本报2012年12月24日副刊)

  五、妙乐寺及其塔始建于东汉

  帛法祖兄弟二人均出家为僧，进的寺院是哪一家呢？是不是近在咫尺的妙乐寺呢？我们有必要对妙乐寺始建年代作一探考。好在，武陟县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人员孟丹、王光先、孙若愚三位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考，我们赞成他们的观点。这篇冠以《妙乐寺真身舍利塔探源》之名的文章（以下简称孟文），发表在《焦作日报·今日武陟》2012年2月27日第四版。原文可在武陟网（网址：www.wuzhinet.com）查到，此处不再赘引。

  孟文通过倒推式的探考，在研读大量文献和实物的基础上，将妙乐寺塔始建年份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重修上朔到唐，又从唐朔推到北齐以前，又从北齐追朔到汉。得出的结论是：妙乐寺真身舍利塔始建于东汉。若在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取佛经、佛像回到洛阳，即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后于洛阳古城西雍门外修造僧院之后，至今已1943年；若在东汉桓帝时期，至今也有1866年了。

  到底是汉明帝（公元57年即位，在位18年）还是汉桓帝（公元146年即位，在位21年）建的妙乐寺呢？我们倾向于汉明帝，汉明帝“永平求法”将佛教引入中国，成为当时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在洛阳建立白马寺，并建西塔存舍利子，白马寺建立后，皇上下令在全国各郡建寺奉佛。同一时期河内郡（前201-266年）作为继洛阳之后的全国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正值繁荣鼎盛，建寺修庙不算什么难事，何况怀宫在此，汉帝王常来祭祀祖先，帝王将相多在此购田置业，更应多一些文化设施才是。帛法祖兄弟二人出家为僧，以妙乐寺最为方便。所以，我们推断帛法祖兄弟是在妙乐寺出家的。

  另外，怀城当时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晋作为司马氏的老家，不可能没有一座寺院。有本书中说到潘安在怀县作官时曾参加了一次佛事活动，那寺院当是妙乐寺。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怀县最终废入武陟，县城即降为村镇（今土城村），不可能在此后的五代始建妙乐寺，最多是重建，孟文观点确有新意。我们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

  六、“竹林七贤”被佛学化佛教化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称：“所谓‘竹林七贤者，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目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又，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中说：“袁宏《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查资料有着三种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

  陈的意思不是否定七贤,而是说七贤不是世俗的七贤,而是佛界的七贤,竹林不是竹子林,而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处。

  陈寅恪的观点并非标新立异，在东晋已经有人“释化”竹林七贤了。

  孙绰更以竹林七贤拟配七僧：以法护配山巨源，以帛法祖配嵇康，以法乘配王溶冲，以竺道潜配刘伯伦，以支遁配向子期，以于法兰配阮嗣宗，以子道遂配阮咸。他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輩矣。”（高僧传卷一，云摩罗刹传）

  “帛祖起子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圆身之虑，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异也。”（高僧传卷一，帛远传）

  “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高僧传之一，支遁传）

  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名僧与名士乃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东汉后期的社会紊乱与宗教情绪蔓延，使依附于黄老之学的早期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面对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形势，新兴的曹魏政权采取了限制和镇压的政策，加强思想控制。于是，佛教与道教一起在中原地区几乎销声匿迹了。尔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的道路上，司马氏高举着名教大旗屠杀异己，更无宗教发展的土壤，所以在曹魏文化史上，弘法高僧的身影少得可怜。佛教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生活是自西晋时期开始的。玄学名士的清谈及其放达不羁的生活风尚，影响了这一时期僧人行为，换句话说，出现了僧人名士化、名士僧人化倾向。

  七、妙乐寺——一座影响了近2000年中国思想进程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灾祸迭起，死人无数。然而，魏晋又是一个“礼崩乐坏”，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服药行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卷，千百年来，不时地闪烁着它那耀眼诱人的光辉。

  正因为魏晋人的行为表现独特，所以也就很难得到后世士大夫的理解。直到上世纪上半叶，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的时期，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出同魏晋士大夫相类似的心态，魏晋人的独特风姿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思想界的章太炎、鲁迅，哲学界的汤用彤、冯友兰，史学界的陈寅恪、贺昌群、钱穆，美学界的宗白华，文学界的刘师培、刘大杰等等，纷纷涌至魏晋历史之中开辟领地，耕耘收获，魏晋人的独特风采才终于为人们所理解。

  宗白华言：“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指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冯友兰亦云：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

  鲁迅在1927年的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魏晋人的各种特异风姿，并指出这种风采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心中的痛苦所铸造的。

  许多学者沿用“魏晋风度”、“魏晋精神”、“魏晋情怀”概念，从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魏晋人的独特风采进行研究探索，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

  从我们今天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其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所作的新的探索。“天”、“人”这一对范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对最根本的范畴，各家各派在理论的层面上几乎莫不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在实际上则或者重天轻人，或者重人轻天，儒道二家正好是这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两汉时代儒家当道，经学特盛，社会思潮表现为重人轻天，汉末的社会动荡促进人们讨论许多问题，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重人轻天”的弊病，乃重新思索“天人之际”，这正是就补时弊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重人轻天”的弊病本自儒家，自然要从“纠正”儒家入手。而儒家的统治地位与孔子的圣人身分在那时几乎是神圣不可碰触的，所以如何在神圣的儒家体系上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入口，以便在不触犯其尊严的前提下引进新的理论而改造之，便成为思想界的当务之急了。既然儒家的主要弊病在“重人轻天”，那么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属于两极正好互补的道家最终成了主要的选择，也就是理有固然而为势所必至了。

  以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名士，用“名教本于自然”论(山阳王弼)，“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嵇康)，“名教即自然”论(河内向秀)三个阶段，完成了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河内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佛教哲学也在此时此地影响了玄学理论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相当水平的外来文化第一次在哲学深层的思想碰撞。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火焰，从而照亮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从滞重到空灵的时代。

  儒家重名教，重伦理，重群体之秩序规则，其流弊则等级森严，繁琐虚伪，个体易感到压迫、束缚，失去自由；道家贵自然，贵平等，贵个体之逍遥自由，其流弊则消极放荡，无秩序、无规则，群体易陷于混乱软弱。而儒道互用，各以所长救彼所短，则既保群体之秩序，又存个体之自由。群体赖个体以立，个体赖群体以生，偏于任何一级都非可长可久之道，故儒道互补非仅关中华之文化，实亦关民族之生存。儒道虽好，但是没有解决人生归宿的问题，儒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道家的得道“成仙”，都解决不了国人对死的恐惧，而释家的轮回说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家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妙乐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僧帛法祖与七贤的共同活动,直接影响了这一进程。

  竹林七贤诞生于妙乐寺塔下，七贤玄学与佛教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得益于妙乐寺。可以这样说，妙乐寺的存在催生了玄学，并影响了宋明理学和近现代中国哲学思想，是一座影响了近2000年中国思想进程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无论哪个学者大家到七贤诞生地看看,都不会认为陈寅恪之论是空穴来风。如果我们再给七贤定个位，最贴切的称谓恐怕就是“妙乐七贤”了。

  八、魏晋情怀、般若妙乐——妙乐寺塔景区的文化定位

  魏晋情怀、般若妙乐。这应是妙乐寺塔景区开发的文化定位。

  什么是魏晋情怀？魏晋情怀就是“向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现山川自然之美。”这种对个人和社会、自然和谐统一、友好相处的追求，与科学发展观是何等的契合呀！

  “魏晋”就是魏晋风度、魏晋精神。“情怀”就是情满古怀、情满武陟；

  “般若”就是梵文的智慧、觉悟、大彻大悟。“妙乐”取于佛教经典《妙法莲花经》，意为解放心灵，放飞思想，奇妙无穷，其乐无穷。

  妙乐寺塔景区古时有山（清风岭）有水（黄沁二河），数千年的积淀，成就了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和一代高僧帛法祖。如今，虽无名山灵水，但是这里却有思想的高山，智慧的秀水。

  云台山有七贤,仅是七贤的一个活动地,妙乐寺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来到这里进行一次思想之旅、心灵之旅、智慧之旅、感悟之旅，解放心灵，放飞梦想，岂不妙乐，岂不快哉！

  厚德，包容，武陟人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

  笃行，进取，武陟人在新的征程上坚实前行。

  洪流千古意，孤塔往来心。寂寂留双槿，花开不计春。——(明赵贞吉《过妙乐塔》，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下卷1337页）

  相信随着县委、县政府八区联动战略的实施,古怀大地的春天马上就会来到！（完）

  主要参考书目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刘义庆著，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

  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

  《向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  

  乾隆己酉年重印《怀庆府志》

  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覃怀志》点校本

  荆文鹏：《文化焦作》，华艺出版社，2009年

  焦作市文物局：《焦作市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武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万历《武陟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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