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走了,这次真的走了。
他走得痛苦,走得凄凉。
据房东讲,几天前,“馄饨”崴了脚,拐着腿又坚持卖了一天馄饨。真不行了,才勉强卧床休息。过了两天,他的腿脖子肿得像刚出土的胡萝卜,疼得龇牙咧嘴。房东大嫂建议他去看医生,他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他是怕花钱。
无奈,房东大嫂要了他远在安徽老家的电话。他的儿子接着电话不冷不热地告诉房东:家里正忙着收秋,崴了脚是小问题,让别人帮他看看医生就行了,大老远的犯不上跑一趟。
又过了一天,“馄饨”挣扎着起床上厕所,倒在地上起不来。呻吟了半天才被房东发觉,叫人帮忙将他抬上床,这时“馄饨”的脸色变得蜡黄,同时还发着高烧。房东大嫂又一次将电话打到“馄饨”老家。由于语言不通,双方都不会讲普通话,费了好大劲才听懂对方表态:过几天来沁阳。
“馄饨”得到这个消息,痛苦扭曲的脸顿时疏展开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今天坐上火车,明天就可以到了。”他在盼望着亲人快快到来。
“馄饨”最终还是没有盼来亲人。那是三天后的中午,房东大嫂到后院倒恶水,无意间看到“馄饨”租住的房门虚掩着,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推门一看,“馄饨”躺在地上已经气若游丝。
“馄饨”真的可怜。他二十多岁来沁阳卖馄饨,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开始是挑着担子,点着油灯,烧的是柴禾;后来改成了小推车,烧蜂窝煤。在沁阳城内的许多路口都摆过摊子,只卖夜市。三十多年来,作为一个外乡人,他见证了沁阳的发展,也在沁阳市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每天按部就班,默默地,没有声息地干着自己的事:买肉、剁馅、擀面皮、生火、出摊,包馄饨,接待食客……一年只回一次,是在春节前几天才离开,过了正月十五就又来了。去年春节前他告诉我,今年回去就不再来了,回家抱孙子安享晚年了。可是过了年他又来了,原因是在家呆不惯,出来心情好。
去年,我的一篇散文《“馄饨”走了》被拍成了电视散文,大家都认为“馄饨”不再来了。在人们还没有从遗憾中回过味来时,“馄饨”又在沁阳的夜市上出现了。人们笑了,善意地开个玩笑:“馄饨”,你上电视了,你说不来了,咋又来了?这时“馄饨”感到无限的荣光,脸上洋溢着少有的红润。当他知道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要请我喝酒。
“馄饨”向来不把他的家庭情况告诉我们,直到他的三弟领着亲人来收他的骨灰,我们才了解到他艰难痛苦的一生。
“馄饨”十二岁和小伙伴们一起掏鸟窝时摔断了右腿,由于家里穷,没钱治伤,父母就让他躺在床上用土方医治。久而久之,不光腿没治好,脊柱躺成了畸形,落下了残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背上好象背着个铁锅。长大后,父母作主给他说了一房媳妇。媳妇是个性格暴躁的女人,加上“馄饨”身有残疾,更是歧视有加。平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有时还打架,每次干仗总是“馄饨”受伤。自成婚以来,“馄饨”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家人也曾撺掇他离了算了,这日子太难熬了。“馄饨”由于自卑不敢表态,就这样一天一天走过来了。他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一走了之,于是在二十多岁时就跟着老乡来到千里之外的沁阳,以卖馄饨为生,一卖就是三十多年。去年,街坊邻居好不容易盼来了“馄饨”的老婆,本以为这下“馄饨”终于有个伴了,有人做饭,不再寂寞了。可是渐渐地,人们发现“馄饨”老婆总是咋唬他,骂声老高,为屁大一点的小事就动手打。有一次买柴禾,“馄饨”老婆嫌他给的价钱高了,又是一顿打骂。邻家看不惯,前来劝解,亲眼目睹了“馄饨”身上被木棍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血印。在街坊的谴责下,老婆还说:“我们家时兴女的打男的。”“馄饨”一句辩解的话也不说,罗锅着脊背蹲在地上只是哭。
“馄饨”受气挨打的事在食客中得到了印证。由于长年烟薰火燎“馄饨”的眼不好使,有一天错将十元当成一元找给了顾客,立刻受到了老婆的臭骂。骂着骂着嫌不过瘾不解恨,操起家伙就要打。他的行为立时受到了围观者的阻拦和指责,才没有打下来。听说收摊后到家又是一顿。
我们终于明白了“馄饨”为啥总也不想回家的缘故了。在他乡,虽然苦点累点,相比之下还是一方乐土。可是到了弥留之际,他渴望的还是家乡的温暖,直到客死他乡,奢望的温暖却迟迟没有到来。
他就像一头疲惫的牛,临累死,眼前还闪烁着皮鞭的影子,仍躲不过挨上一刀的命运;他又象一只燃尽的蜡头,流完了最后一摊蜡膏后,捻一歪,熄了。
当地派出所出面将他的尸体寄存在了火葬场,电话通知了他的家人。直到三天后的下午,他的儿子才和几位叔叔一起来取走了他的骨灰,草草处理了一些少得可怜的遗物,走了。据说,“馄饨”育有一儿一女,均已成家,儿子跟母亲一势,和“馄饨”不容。家人的冷漠让路人愤怒。
“馄饨”的三弟对大哥的死感到很悲痛,大老远从上海赶来。我作为“馄饨”的异乡朋友,将那篇散文《“馄饨”走了》打印了一份送给他,留做他大哥在异乡的唯一一份纪念。同时又让他看了我平时留下的几段“馄饨”生前的视频。三弟看着看着泪流满面。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我把这些带回去,让他们看看,我的大哥在外地是怎样为他们挣钱的……”
“馄饨”真的走了,走得痛苦,走得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