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和家卿老兄结识也有二十来年了。那时他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年纪居于青壮年，脸上既能看到一种乡村的朴实热情劲，又能看到在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常有的机灵和文静气，给人的印象是朝气、干练、诚实。那时我实在想不到，像他这样市委机关的青年，后来竟那么热心朝着理论工作者和学者的方向发展迈进。这点也让我长期感到不解。

  大学中文专业被学界称为“万金油”系，家卿在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现在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理论方面。由风花雪月、悲喜萦怀、富于想象的诗词文赋，转到政治概念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唱主角理论领域，两者间有一个较大跨度。家卿完成了这个跨越，并在新领域也作出了相应的成果。对此，我不感到意外。家卿到京出差，与我认识的许多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很大的不同：别人到京一般是忙着拜见大干部，建立与上层政界的关系。家卿是倾心拜会京城文化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真诚地向这些人请教学术理论问题。别人是把到京城有名的楼台馆所消费娱乐作为一个重要事项，家卿是把逛书店购书当作一项重要事项。家卿对中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学者的熟悉程度，竟然超过我这个长年在理论机关工作的人。家卿这股学术“钻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书总有名人来作序奖掖，这也反映了那些人对他的认可度。常常是他在我的办公室聊上一阵，他就要去办“正事”，即拜访那个专家学者。事前他已经同对方约好了，要准时到达。有时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在机关的食堂边聊边吃，吃完他就去赴约。

  家卿的兴趣很广。我和家卿交谈，常感到那些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话题他都能讲出许多“道道”，显示出他在这些方面不仅读了许多书，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我们聊到毛泽东，他的话语滔滔不绝。他说，毛泽东一生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同时取得最高成就的一代伟人。他的出现让后来的中国人知道：中华民族的伟人是何等的伟大，中国的历史巨人能达到的顶峰有多高。虽然中国历代人才辈出，但是真正能与毛泽东在军事、政治、诗歌、书法、文章、理论创新等方面齐肩媲美的，眼下似乎只有曹操一人。知与行、愚公移山、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这些已成为我们生活用语的众多名词概念，都曾是长期沉寂在中国历史故纸堆里的思想言语，经他一重新阐述运用，立刻焕发出新的蓬勃生命力：既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理论内核，又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的形式。这点实在是了不起。他的这番话，让我至今难忘。这是在全面了解毛泽东和许多历史名人思想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自己广泛深入的对比思考才得出的结论。后来，家卿出版了《毛泽东情系怀川》一书。这仅仅是他研究毛泽东的一点小成果，没有全面反映出他研究毛泽东的众多见解。

  诗歌、散文、通讯、理论文章，什么都愿意尝试，家卿在写作上可谓不拘一隅。他这些年来文章是一篇篇接连不断地刊发，书是隔三差五地出版，创作力之旺盛，让我叹为观止。但是，我深知其后的艰辛劳作有多少。一般来讲，那些不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是体会不出创作性写作的艰辛的。凡是真正伟大的作家都不否认：任何一篇好的文章，哪怕是一句精彩的话，都是经过广泛积累、长期酝酿，一遍遍艰苦思考和精心推敲后才能产生的。所谓灵感，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瞬间的自然呈现。家卿曾给我讲过，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脚下的火盆把棉鞋烧着了还不知道。毛泽东写《中国革命与战略问题》只写出了前几章，后边的内容因为当时准备不足，无法尽快写出，最后只好作罢。他说，伟人写作尚且如此，何况我等才力浅薄之人。他的文章常常是在节假日和夜间完成的。有一次我们闲聊写作艰辛时，他随口说：“写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涯。”这是海明威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演说的题目。看来他对写作艰辛感受很深，否则不会把这句人们早已忘记的话牢记在心。

  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同许多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文人学士”打过交道。他们也是常常写这样那样的稿子，但是总的来讲，他们都是“洞察世事的学问家”和忙碌务实的“社会活动家”，对读书写作没有深层的渴望。家卿在盛夏的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中他很有感慨地说：“过去室内冬冷夏热，书也不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在读书。现在各种条件改善多了，反而没有几个人愿意读书了。很多人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社会联络交往上，实在是可惜！”也许就是因为这点，他才会心甘情愿地走上学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