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罚食品安全犯罪，应该借鉴治理“酒驾”的经验，解决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在最低刑的设定上捍卫我们对食品安全的价值观。

  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虚假广告宣传可定罪处罚，明星代言问题食品要依法追责，食品监管渎职最高可判刑十年，对生产、销售“地沟油”的7种情况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最高可判死刑。（据5月5日《长江商报》）

  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这次“两高”的司法解释再次重申最高刑以增强威慑力。但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没有根本好转，顶风作案仍不时发生，这就说明仅仅抬高最高刑还不够，更需要在提高最低刑上下功夫。

  食品安全问题，事后惩戒重要，但坚守底线防止此类犯罪的发生更重要。从法律层面说，最高刑确实有很强的威慑作用，但对大多数罪犯来说，评估违法成本几乎都不是奔着最高刑而去的。食品安全犯罪更是如此，虽然明知会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但抱着只要不死人就不会判最高刑，多是就最低刑评估后的侥幸犯罪。而从法律惩戒的作用来看，最高刑起到罪行弥补作用，恰恰是最低刑能够起到较好地预防作用。所以，重罚食品安全犯罪，不仅需要更严厉的最高刑，更需要认真审视最低刑。

  从立法层面看，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犯罪入罪门槛过高，最低刑过低。食品安全犯罪入罪门槛过高，主要表现在食品安全规制空白无法入罪、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食品安全鉴定意见不一影响入罪；食品安全犯罪最低刑过低，主要表现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难以区分导致最低刑过低，“严重”“重大”“其他”等性质判断界定不明确导致最低刑过低等。

  重罚食品安全犯罪，应该借鉴治理“酒驾”的经验。据公安部的相关数据显示，醉驾入刑两年来，查处酒驾同比下降约四成，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三成，海南省更是减少了7成。

  借鉴治理“酒驾”经验对付食品安全犯罪，一是增加食品安全相关罪名和罪状，解决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无论是既成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还是预备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应该起诉判刑；二是进一步明确犯罪定罪、量刑的条件和标准，只要是食品安全犯罪，就应该至少被处以五年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是“X年以下”有期徒刑，都要进行惩罚性赔偿和行政性罚款，而不是模糊地“处以罚金”。

  法定最低刑与最高刑设定的依据是犯罪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判断又必须依据相应的价值观进行判断。我们不仅要在最高刑的设定上表明对食品安全的价值观，更需要在最低刑的设定上捍卫我们对食品安全的价值观。最低刑越严厉，我们的价值观底线就越清晰，警醒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