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雨雪，自然现象。其中的雨，在世间的农事活动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自农耕社会以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平安幸福，一直是人们宏大而美好的祈愿。而首当其冲的是风调雨顺，否则，其后几项，就无从谈起。尤其在古代社会。

  风调雨顺，在靠天吃饭的时代，是丰收年景的基础条件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人勤地不懒”，“庄稼一枝花，要靠粪当家”等人为因素的介入，生存才有基本保障。适时，顺人心意的雨，那就成了“好雨”、“喜雨”、“及时雨”。唐诗就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里的雨，多好的雨，多么令人心生惬意的雨。而往往春雨较好，也算是随着季节的好而好。而与好雨相对立的，是不好的雨。这种不好的雨，又往往产生在夏季。这个季节，是一年里天热的极致，同时也是下雨的极致。形容这个季节雨的词语，形象而生动，诸如风雨大作、倾盆大雨、大雨如注等。而毛毛雨，不属于夏季。雨的狂怒，着意在这个季节。若老天把握不好分寸的话，降雨成灾就在这个季节。由此看来，天神具有“人性”，不全被“理智”所支配。尤其夏季，有时走了极端，既出现大涝，也出现大旱。夏季是老天比较情绪化的季节。如果说天旱，是无雨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大旱，就是长时间无雨的特写。《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运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里，就有一首描写旱象的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里如烫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诗，虽说没一个雨字，却反衬出对雨的渴望，而且流露出对“公子王孙”的深深不满。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也许梁山好汉的情绪会平抑一些、心态会好一些。而我在读到作家耿立的散文《一棵树能站多久》（2010年第四期《文学与人生》），其中写到：“母亲说1942年的大旱来临的时候，人们还没感觉，老鼠就从房屋的缝隙、从地边、从树上下来，它们成群结队，一只接一只，互相咬着尾巴，穿过大路，渡过河流，义无反顾地逃……那次大旱一连持续了两年，随着老鼠出逃的人活了下来，后边想逃的也没力气逃，几千里的大旱，河南、山东饿死上千万人。”如果《水浒传》中所揭示的旱，是诱发逆叛原因之一的话，那么，中国抗战中后期的这次大旱，为日寇败降、蒋家王朝覆灭以及新中国的建立，都有一定自然力量的客观辅助作用。即便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非常时期，相信世人都还是祈盼着老天的风调雨顺。无论何党何派，都不愿因雨水奇缺而死去那么多人。由此角度说，雨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姑且叫作“社会雨”。古代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迷信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认为天上雷声轰鸣，是上天发怒；天降雨水，是龙王所施。上天的电闪雷鸣，是上天派龙王到人间抓走孽障之人。这也是那种时代，利用迷信，世人向善向好的朴素认识与心愿。世间不公平的人事处置，就寄托给上苍主持公道。时至今日，民间还流传着“人在做、天在看”的说法，这其实是“人人心里有杆秤”的高格寄托。说到底，应该是“世人皆天，人人是天”，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另一种说法。

  民间不管怎么形容雨，但作为官方的天气预报，永远也只有暴雨、大雨、中雨和小雨之区分。国家层面纷繁而又庞杂的事情、宏伟而远大的蓝图，迫使其、促使其删繁就简，舍小取大，重远轻近，舍情绪取理智，来不得絮絮叨叨，像溢满情感的文学作品。而实际运作起来，除其国家机器的中枢架构层面，其他层面元素，则需要像文学作品那样，如春风化雨、如润物无声。细致而具体，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雨，给予人世的适当不适当，世人根据自己的标准评价其好与坏，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色彩。所以说，世事沧桑贯古今，风调雨顺属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