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先生走了。尽管此前十多天我已经知道籍先生已经时日不多，现代医疗技术对他已经无计可施，在得到噩耗时我还是忍不住让电话那头确认了一句。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得到噩耗的时候，我正在乡下老家的房顶上，时间是2013年5月5日下午3时。这一天，距离我到籍先生身边29年3个月零两天。

  198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六，报社领导把我领到总编室，让我跟着籍先生学着当要闻版编辑。此前，腊月二十六，我拿着调令到报社报到，节后正月初五正式上班，领导通知我，让我到总编室当编辑，本来是安排我当驻县记者的，突然一调整让我难以接受，我说家里正在盖房子，领导说，你可以请假，你说吧，几天？我说一个星期吧，领导说可以。我到家跟父亲一说，父亲说，上班就好好干，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次日，正月初六，我正式当了籍先生的学生。

  初见籍先生，感觉他一脸佛相，既富态又沉静，话很少，一说话总带着和蔼的笑。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工作，使我难免有些拘谨，我规规矩矩地坐在籍先生的旁边，看他编稿子。他用一支海绵笔头的水笔，在稿件上涂涂、写写，涂写完了，再看一遍，然后拿一本稿纸，认认真真地誊写一遍，然后撕一页稿签覆在上边，把原稿附在下边，用大头针别在一起，在稿签上写下标题、标上稿件的字数，在编辑签名的一栏目签下自己的名字——“齐华”。（后来我才知道，“齐华”是籍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原焦作日报社工作时使用的笔名。）籍先生那时候已经是五十挂零的人了，仍然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让我顿生尊崇之情。

  作为一个新人，一个学生，我很想尽早进入角色，修改记者的稿件我还不敢下手，给老师打打下手，把老师修改过的稿子誊写一遍总可以吧？过去的小手工业就是这样的，我给铁匠、木匠、泥水匠打过下手，我知道我该怎么干，但是籍先生却从不主动给我活儿干，每一次我要帮他誊写稿件，他都要谦让一番。我琢磨籍先生的意思，他是不想像手工业作坊的师傅对待学徒一样对待我，他不想摆师傅的架子。两个人用不同的心态对待同一件事情，用个不太贴切的俗语，就是如同“鸡同鸭讲”，难以协调。但是我必须恪守学生的本分，每一次我都要把该我干的活儿争过来。

  这样过了几天，我奓着胆子，开始修改记者的稿件了，学着籍先生的样子，用海绵笔头的水笔涂涂改改，然后请籍先生过目，先生说了“可以可以”，或者“中、中”之后，我再誊写一遍，然后别上稿签，写上标题，请他在编辑签名栏签名，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权力。籍先生签了几次之后就坚决不再签了，坚持要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过了整整一个月，3月7日，籍先生去开封学习，我正式当上了要闻版的编辑。学习回来之后，籍先生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和主任两位轮流主管要闻版。

  跟着籍先生当编辑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无比愧疚，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星期一，我从乡下赶来上班，出汽车站是上午10点左右，碰到了一个老乡，他和两位浙江的客户谈成了一笔生意，要请客户喝酒，要我去陪客。周一上午各科室领导要参加报社的例会，我没什么事，就去喝了三两。中午12点以后赶到办公室，躺到床上就睡，一睁眼已经4点钟，翻身一看，籍先生趴在桌子上编稿子！编稿子是我的事情，籍先生应该是二审，让领导干了我的活儿，岂不是我的失职？我翻身下床，到卫生间擦了把脸，从籍先生手里拿过稿子，赶紧干我的活儿。从此，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中午坚决不喝酒！有好几次，在市内采访，都是到了11点坚持要回来，让主人大为不解。这个规矩，我一直坚持到我不干具体工作。

  籍先生是个书生，而且是老派书生，谦谦君子，永远那么温文尔雅，我没看见过他与人有任何争执，没听到他高声说过话，也从没见过他高谈阔论。他喜欢喝点小酒，是小酒，每次不过三二两，慢慢地抿。他也猜拳，慢条斯理的，总像是不会猜似的，赢了拳就伸出右手客客气气地请对方端杯，输了拳就端起酒杯笑眯眯地慢慢地抿，感觉喝够了就停，绝不多喝。

  籍先生的平和心态，让人不能不折服。有一次，一位与他的儿子年纪相仿的人毫无来由地用言语冒犯了他，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在场，籍先生有充足的理由说对方几句，我都有点怒不可遏了，籍先生却是一笑置之。

  那时候，报社在焦作矿务局招待所一楼租了一间房子，供下班不能回家的人住，籍先生就住在那里，我来了以后和他同居一室。回到住处，籍先生总是坐在床头看书，按时就寝，按时起床上班，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没事的时候就读书。虽然同居一室，交谈却不多。后来人多了，报社在二楼又租了一间房子，我就搬上了二楼，和三个年轻人住在一起。三个年轻人相互称呼“林林”、“宝宝”和“太太”，我倒成了家长了，其乐融融，就很少到籍先生的房间了。有一位老同志，家在外地，落实政策回到报社以后就办了离休手续，但还有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还要经常来看看，来了就与籍先生住在一起。某次，老同志把老伴儿带来了，住在那个房间，籍先生只好在办公室休息了。这事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偶然知道。两间办公室，放了11张办公桌，一张用于值班编辑休息的床，天天晚上有人值夜班，籍先生以办公室为家将近一个月之久，竟然毫无怨言。这涵养，几人能比？几人敢比？当人们已经不再羞于争个人利益的时候，籍先生的涵养更显得难能可贵。古人云：“与君子交，其甘如醴。”在籍先生身边，我时时沐浴着他人格的芬芳。

  籍先生是苦命之人，也是有志之人。他三岁丧父，被寡母一手拉扯大，其家境可想而知。而他却靠着自己的勤奋考上了焦作师范，成为有用之才。他上师范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难以保证温饱的年代，籍先生每周都要回家带一次干粮，全部步行，从太行山下到黄河岸边，每周六午饭后启程，一直走到深夜，周日下午再从黄河岸边走到太行山下，单程将近一百里路。有籍先生的经历在，刻苦求学就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用的词汇了。

  困难时期，1962年2月焦作日报停刊，籍先生先是到市广播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调到家乡的县豫剧团当副团长。我认识的一位大姐曾经和籍先生共事，这位大姐多次对我说，籍先生多才多艺，在剧团担任领导，还兼任编剧、导演，还画布景。1983年5月焦作日报复刊，11月籍先生归队，再作冯妇。那时候印刷业相当落后，还是用铅字排印，字体字号都相当单调，有时候刊发重要的人物或者事件通讯，需要美化版面，籍先生就拿起毛笔写个标题，送到印刷厂制版，翻开当年的报纸，就能看到不少当年籍先生的手笔。1987年6月8日，星期一，上午报社开例会，籍先生在会议中间改用左手做会议记录。有同事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想让大家看看他会双手写字？籍先生一笑，说是感觉右手有点不得劲儿。谁知道，这竟是中风的前兆！当天他晚上就被送进了市公费医院。住院、休养了一段时间，籍先生主动要求上班，领导安排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照旧兢兢业业，一直干到退休。

  籍先生的一生坎坎坷坷，辛辛苦苦，中风以后又过了27年差两个月，这在中风病人里是相当罕见的，个中缘由，全在于他有一个万里挑一的好老伴儿。这27年的晚年生活，全凭着老伴儿尽心尽力的照顾，籍先生的晚年也是幸运的。

  籍先生还是一个健康人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三个一主义者”，所谓“三个一”，是一生只要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一个妻子。从修辞学的角度讲，“三个一”中的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只是铺垫和陪衬，其核心是一个妻子。籍先生对得起他的贤妻，他的贤妻也对得起他。对于籍先生的前半生，我知之不多，只知道他自己一生忙于事业，他的贤妻为他养育子女，侍奉寡母，辛辛苦苦半辈子。而在籍先生生病、养病的27年间，他的贤妻对他的扶养，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籍先生最后的时日，没有任何的病情突变，在现代医疗技术对他的病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一步一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像一支油灯，一点一点熬到了油尽火灭，没有遭到一点点风雨的侵袭，因为有一支不大然而有力的手，在为他遮风挡雨。这只手，就是他的贤妻。

  斯人也而有斯妻，斯人也而有斯夫，让人艳羡，让人感叹。

  看着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到生命的终点而无计可施，是一种折磨，也未尝不是一种欣慰，毕竟，所有的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使他没有遭受任何风雨侵袭，平平静静地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籍先生走了。但是，他的风范像一棵大树，伟岸而又沉静地站在我的目光所及的任一个地方，时时供我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