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冬，“文革”的狂风巨浪把父亲击倒了。干了1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一夜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成了人民的“罪人”。从那时起，我家就开始了在漫长的屈辱中生活。

  1971年春，我已经成长为19岁的小伙子了。那时，村里和我同龄的青年男女们，都早早地定好了婚。有的已经娶妻生子。那种年月，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和亲戚，是绝对不能入党、提干、参军的。我虽然长得皮肤白皙、高大壮实，可媒婆就是没人愿意迈进我家的门槛。

  就在娘对我的婚姻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大我一岁的姑娘悄然走进了我的世界。那是和我家同一个生产队的曹家闺女，名字叫春燕。她的皮肤有些黑，左腿轻微的跛。找个好一点的人家吧对方不愿意，找个差一点的吧她不甘心。所以，她把目光瞄准了我。她家是贫农成分，父亲还是生产队长。曹家是个大家族，光叔伯、本家就占了大半条街。他的父母怕亲属们都受连累，说啥也不同意女儿往我家这火坑里跳。但她的两个闺蜜始终执着地劝她：这小伙子的家虽然有点那个，可人长得高大帅气，可别错拿了主意。而这闺女有意无意地开始主动接近我时，我却浑然不知。直到她的一个闺蜜悄悄给我递了话，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同时也自感没有多大的兴趣。尽管我的家庭背景暗淡，我还是不甘心接受她的黑和跛。对门二嫂知道这事以后，大骂我不知道好歹。

  说实话，那闺女稳重、踏实，做事细心，善解人意。我对她的这些特点，还是挺喜欢的。随着那姑娘的耐心、她闺蜜的极力撮合和二嫂的穷追猛打，我渐渐地开始接近那姑娘。每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常常在河边、地头、大树下见面说话。可是她的爹娘就是不同意，任凭二嫂和那两个闺蜜软磨硬泡，他们就是不松口。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不明不暗地持续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的冬天，我父亲的境况得到了很大改善，被公社安排到良种场当场长。良种场的一个郭姓炊事员有个女儿和我同岁，他见过两次就看中我了，主动托同事向我父亲提亲。父亲也不愿意我和曹家的事这样拖下去，就果断地答应了郭家的婚事。春燕知道我又见了别的姑娘，几次约我出来，见面后只是默默地流泪……

  我和郭家姑娘“换东西”的前一天，把春燕约到了二嫂家。二嫂也无奈地当着我俩的面说：“她爹真倔，说你爹没有‘官复原职’，前途不稳定。”

  我是在春燕心碎的哭声中离开二嫂家的。

  我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后，节假日时常回家看望父母，但从没有近距离地见过春燕。今年清明节，我回家为父母扫墓，路过春燕家村口的机井房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在洗衣服。我见井水清澈，就停下来准备洗车。待那老妇抬头时我才看清是春燕。只见她满脸沧桑，嘴有些干瘪。我抢先说：“你还好吧？”

  “好，你也好吧？”春燕慌忙站了起来。

  少顷，她向远处看了看说：“孩子来接我了，家里坐会吧。”

  顺着她的目光，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妇女骑着电动车正向这边驶来。“你忙吧，我有事还得走。”我说。

  我在河边洗了洗手就去发动车。我拉开车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春燕仍在那里站着，目光专注地望着我。她的双眼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泽，但还是那样的温柔，还有些淡淡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