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睡得香哩，啪嗒一声电灯亮了。一位女护士袅袅婷婷地走进来。我睁开眼睛，护士小声说：“马上进来一位病人”。

  24时，这位新来的病友入住了。看样子他病得不轻。值班医生又检查这儿又检查那儿，忙忙碌碌一夜也未消停。第二天，他醒来已经快晌午了。凭多年阅人经历，看他那样子好像是个退休干部。我讪讪地问：“哪个单位的？”他答：“八街的，农民。”我有点不大相信。他再次强调说：“农民。”看来话不投机，也可能是他病情尚未稳定，没有精力和我聊天，便也知趣地住了口。

  第三天，他的病情大有好转。原先放在他旁边的随时监督他的心脏、血压、心率心脏监护仪也取掉了。他很高兴，说：“这里的医生看病拿捏得准。第三天就把那个仪器去掉了。”一来他的病情减轻了，二来由此他感到很愉悦，主动与我聊起了天。他说：“你这个人眼睛厉害，怎么就一眼看出我不是农民？说实话，我原先真不是个农民。1960年我毕业于辉县百泉农专，可惜，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给我分配工作，就回家做农民了。”“你父亲的问题？”“是的，我父亲的问题。”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父亲当年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约9期到11期之间吧，具体记不清楚了。”因为，我所写的《博爱县军事志》还在校对之中，对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便问：“还有什么证明材料没有？比如毕业证之类的。”“‘文革’的时候烧了。”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那时候，我和母亲把它放在窑窝里，用泥胶泥住了。可是后来心里还是害怕，就又从窑窝里扒出来烧掉了。哎，那时候心里怕啊，谁也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特别咱这有污点的人，成天是胆战心惊的，谁再一把火烧到头上，那日子就雪上加霜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我父亲的问题在镇反的时候就有结论。开始镇反，就把我父亲抓起来了。我父亲就老实交代了他的历史问题，以及他和共产党的交往。我父亲原是CC派的，黄埔军校毕业后没有从军，被分在国民党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工作。解放前夕曾经主抓营建工作。工程结束后，包工头提了一大提包钱送给我爸爸。我爸爸说，“我有薪金，够我花了，不需要钱。”那个包工头说：“这是规矩，是你应该得到的。在做预算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做到预算里去了”。我爸爸说：“如果是那样，我就把钱收下，我把它从预算里再剥离出来，好不好？”两个人在那里谈了很长时间。最后那位包工头说：“我做工程很多年了，没有遇到像你这样不爱钱的人。”

  在合肥解放前夕，那位包工头又找到我爸爸，对我爸爸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位地下党员，党组织了解到你与其他国民党的官员不一样，没有大的罪恶。现在全国马上都要解放了，党组织希望你早点弃暗投明，参加党的工作。”

  我父亲说：“在这里背井离乡好多年了，不希望再做与政治活动有关的事情，想回老家务农。”党组织理解我爸爸的故乡情结，在合肥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老家。

  镇反的时候，家乡的党组织去合肥调查我父亲的情况，当时，与我父亲打过交道的地下党员现在仍在合肥市工作，他详细向家乡的调查人员说明了我父亲的为人、表现，回来后，就把我父亲无罪释放了。但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是影响到我的毕业分配。其他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却没有给我分配工作，我只好回到家乡务农。

  开始老崔病重时都是他的儿子、女儿来照顾他。夜晚当然是老崔儿子的事儿了。儿子说话不多，除了侍候老崔吃药、吃饭，没事儿就看书。后来，他又搬来了一张折叠床，瞌睡了就睡在折叠床上。白天，老崔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来送饭、送水果之类的，随着老崔的病情好转，两个女婿也不断来看望、照顾他。又过了三四天，老崔的爱人也来了。言语中就会自然的多了些家长里短。

  一天，我问他：“你属什么？”老崔说：“虎，我和爱人都是属虎的，我比她大一轮。我75岁，她63岁，嘿嘿，不怕见笑，我30岁才结的婚，那时候咱不是成分不好吗，那时正时兴唯成分论，自然咱就是黑五类了，没人愿意把闺女嫁到咱家来受罪。我姊妹5个，下面还有4个妹妹，就用我的一个妹妹给我换来了这个媳妇。其余3个妹妹婆家也都是成分高的，贫下中农不敢要，只好物以类聚嫁给成分高的。她们3个婆家成分最低的也是上中农。”到底是老夫少妻，言谈中常常看出老崔的爱人撒娇，老崔都一笑置之。

  结了婚儿女成群了，过日子成了问题。

  “咋办？”老崔说，“做小生意啊！嘿嘿，说起做生意来，做的可多了，可我认准了赚小孩子们钱。这个好赚。具体说吧，卖小拨浪鼓。我有一把手工旋床的手艺，到许良买人家做竹货剩下的竹筒，回来旋成拨浪鼓圈架，然后再糊上牛皮纸，做成拨浪鼓，去卖。”

  我打小儿就喜欢动脑筋，凡是来门口卖玩具的，我都站到那里仔细端详，卖玩具的走了，我再找来相应的原材料自己仿造。唯独这个拨浪鼓的一个技术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我自己做的拨浪鼓没有人家卖的响。趁今天老崔在，好当面请教。我说：“别急，老崔，我问你个技术问题，我自己做的拨浪鼓为什么没有你做的响？”

  老崔哈哈一笑说：“关键是拨浪鼓皮粘好后，要在上面涂一层皮胶。涂皮胶有两个用处，一是防潮，玩的时间长；二是牛皮纸涂过皮胶就发硬，摇起来声音清脆。”

  聊到高兴处，老崔有点眉飞色舞：“那时候有个叫得最响的名词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队里一个工分几毛钱，咱卖拨浪鼓一天就能挣几百元钱，你说，咱这不是资本主义吗？嘿嘿……”他幽幽地笑了，“不过城镇里面与农村还有点区别，街道上要求每人每月只要出勤25天，其余的时间可以自行支配。这就给自己做生意腾出了许多时间。那时候做生意不叫做生意，叫投机倒把。工商部门卡得很紧。除了每年的大年初一到破五工商部门放假没人管之外，时刻得提防抓你投机倒把。”

  “你学的专业不是兽医吗？如果街道上的牲口生病了，你敢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牲口看病吗？”我问。

  “不敢。”老崔肯定地说，“对自己来说虽然是做好事，但是，看病哪有十分把握？万一出了事怎么办？那不成了坏分子的破坏了吗？谁敢没事儿找事儿？”

  正说着，老崔的女儿们都来看他了。老崔说：“现在好了，儿子开了个百货批发部，女儿婆家几家亲近的人搞了几台数控机床，搞产品加工，生意很好，一年就收回了投资的一半。没住院前我就是帮女儿搞点业务。

  老崔的病越来越好了，开始起床活动。他是个热心人，病房卫生间的下水道不太通畅，老崔就想办法疏通下水道。这时候我才看清他的样子：中等个子，方方正正的国字脸，肩膀宽厚，拿我们这里的土话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四方骼鼎的小伙儿。我说：“老崔，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素质一定很好吧？”老崔嘿嘿笑了，反问我：“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的外号吗？”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上小学的时候，我走路挺胸昂首，同学们平时都不叫我的名字，叫‘将军’。”

  趁着老崔高兴，我便问些稍微敏感点的问题。我问：“以你的观点，怎样看待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最大好处是改变了过去的那种大轰大嗡管理办法，责权利分明，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好处。谁越勤劳谁得利越大。”老崔说，“改革开放以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了问题，国家注重防止‘和平演变’，堵资本主义漏洞，有情可原。但是，由于强调过度，社会主义经济的主河道不通畅，养不住鱼。改革开放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大河疏通了，不管是哪条支流的水，都往大河里流，大河里的水就越来越多。这大河就是咱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不好吗？”

  “大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崔的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让我刮目相看。

  很快我的病好了，该出院了，我和老崔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使我受到了一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