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昨日二版）

风骨

不跟风，有主见，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广大农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分明是在敦促、劝告、担忧。按照当时思维定势，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一时谣言四起：“史来贺挨批评了”，“史来贺调出刘庄了”……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

  刘庄又成一座“孤岛”——分？还是不分？

  打顺风旗易，迎顶头风难，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提名他当社长。他却弃大求小，坚持刘庄“一村一社”。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区里拒不承认“黑社”，不准参加会议，不予传达文件。这时又遭寒灾、涝灾、虫灾，粮棉收成锐减大半，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红萝卜，又成立铁木小组、豆腐坊，组织烧砖瓦、到黄河滩割草、到火车站装卸、串乡做小买卖，当年副业收入1.7万元，可买近20万斤口粮，还给群众4次分红。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

  1961年，农村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分养牲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老史却弃小求大，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刘庄干部有个习惯，无论啥事，都爱用‘刘庄实际’这把尺子量量。”刘庄就这么大，居住集中，大队有凝聚力，为了利于发展生产，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还是不退为好。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把刘庄作为“不退”典型上报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文革”狂飙突起，连郑州、焦作、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点火”，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还诬他“藏黑枪”。老史力挽狂澜，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刘庄绝不能乱，今后写大字报的，自己买纸买笔；外出串联的，生产队不记工分、不给盘缠。”正值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之下，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团员，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十年浩劫过后，世道人心处处废墟，刘庄却抖落尘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

  然而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常。天大的压力之下，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新乡解放前夕，战事正紧，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送粮草，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到了建设时期，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第一个合作社长、第一个高级社长，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

  现在，他沉默了。

  灯下，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多少风险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谛，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尽在夜色里，尽在不言中。长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村民们说，一年365夜，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为俺们操心。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窗——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觉悟觉悟，田野上“觉”，村舍里“悟”。坐乡下而观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他深知，刘庄这面红旗，不进则退，退则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参悟，都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的刘庄，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工林牧副占总收入70%，三分之二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集体实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村民收入稳步增长，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不分”占75%，“两可”占20%，“分”占5%。想分的人，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老史从台上站起来，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整整一大段话，烂熟于心的200多字，一口气背了出来！……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风。但老史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最终，除了2户决意出去单干，刘庄上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强刺激，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1980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

  1981年8月，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对史来贺说：单靠抓农业，100年也富不起来。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355户1616人的刘庄，固定资产近10亿元，总产值8.8亿元，上缴税金4500万元，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在兴建别墅新村。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三产业。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刘庄“一村帮带13村”，把周边新乡县、修武县、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感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

  1989年，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激动地说：我今年80岁了，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

  1990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题词：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刘庄“堪称依靠集体、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说。从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术”，是技巧；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们含泪相问：“50年了，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

  这个50年的村支书，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有主见，有风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总在刘庄切不下去，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功亏一篑之弊，免去折腾，未伤元气，有恒产，有恒心，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不负重托，不负众望，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在阔步行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

  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最令人敬佩之处、最给人启迪之处。

  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最大的定力所在、最大的魅力所在。

  因此，他也被人称为“农民政治家”。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型早，事业开创早。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善终之功。一生践行党的宗旨，从无怀疑和犹豫，从未动摇和偏离，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毕生奋斗终成正果。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就是坚持“两个一”：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

  刮“浮夸风”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社压任务，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卫星”。刘庄会计算算，15万斤麦子装麻袋，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老史顺势说，亩产15万斤的话，全村人种3亩就够吃了。于是仅种3亩“卫星田”，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卫星田”连麦种都没打够，靠大田才稳产。

  刮“共产风”时，公社对生产大队“一平二调”，把小麦玉米拉走了，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老史详细记下来，拉走什么粮、多少斤，刨走几棵树、多高、多粗等等，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不久，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刘庄却出示收据，领回折合退赔款7.2万元。人们佩服老史长了“前后眼”，他说：“啥眼！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一动就心疼。”

  1960年，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周围村庄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饿死了人。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只要他不死，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粮食不够副食补，仅红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又用棉籽饼、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还做豆腐、粉条和养猪。群众顿顿都能吃饱，每周还有肉吃，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可刘庄人竟有70%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老史还是一位杰出的“乡村演说家”。

  那年土改，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可一些穷人怕变天不敢要。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拿着大喇叭带头“倒苦水”。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天地，天地，天和地总是相连的。咱们翻身了，天都是穷人的天了，为啥还不敢要地？”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惨死的亲人、悲伤的往事，讲得台下一片哭声，打开了局面。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他在动员大会上说：“地再赖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子孙孙！”讲得人心大振，士气高昂。

  那年寒、涝、虫重灾齐袭，在生产自救大会上，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讲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人心安定下来。

  那年丰收在望，他在群众大会上说：麦熟一晌，要开镰了，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自家煮点鸡蛋。又补一句：“不能光叫儿子吃啊，让媳妇也吃个鸡蛋。”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咦，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全村妇女欢天喜地，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5000字的《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他依然一团火似的，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掰开揉碎地讲，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并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好接班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凉水”，但同样的大道理，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他的演说亲切家常，充满辩证法，洋溢泥土气，衣食住行随口道来，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有时晚开几天，村民还催促“该开会了”。年轻人李博说，记得小时候，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一路上热热闹闹，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诠释得风生水起，群众信了；小村庄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服了——50年已入大化之境，炉火纯青。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说到底，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所以他笃定地说：“不要光看上级的、一时的评价，要看群众的、历史的评价。”

  果然，群众在响应他，历史在呼应他。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新乡现象”。在一个地级市里，以史来贺为首，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涌现了一批“史来贺式”的农村党委、党支部书记——吴金印、刘志华、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耿瑞先、许福卿……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广度、深度、高度，让人们懂得，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

  梦想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

  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奋斗50年，刘庄奏响三部曲：

  60年代末，实现粮棉双高产，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

  80年代初，依靠集体工副业，成为农村“中原首富”；

  进入21世纪，以生物药业为龙头，稳居全国农村前列。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一颗汗珠摔八瓣儿，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第一仗平整土地，一平平了20年。

  “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刘庄地处黄河故道，4条3米多深的河沟，5个大坑塘，1900多亩土地碎成了700多块，沙土掺胶泥，全是“耷拉头、仄楞坡、盐碱洼、蛤蟆窝”。1953年，史来贺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带领400多名劳力，举着红旗开上第一线。他光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像飞一样，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刘庄人苦战20年，凭着铁锨荆筐独轮车，把700多块赖地平整成了4大块方方正正的丰产田。所以当地人说：“想吃啥去陈庄，想出力去刘庄。”外村闺女多年不敢嫁刘庄，先是怕穷苦，后是怕艰苦。

  第二仗钻研棉花，一蹲蹲了8年。

  1957年周总理的嘱托，让史来贺“总觉得背后有个大巴掌在推着”。他当植棉科研组长，抱着被褥住进试验田的小屋，一蹲8年，成了“棉痴”。老辈子种棉行距“放下孩儿、搁下篮儿”，每亩不超2000株，他与父亲这个庄稼老把式打擂获胜，推广科学亩植5000株左右。并制服了“棉花癌症”枯萎病、棉蚜虫和脱铃、疯长。而且成功育种“刘庄1号”“刘庄2号”，高产抗病的“刘庄3号”又在豫鲁鄂浙大面积推广。1970年，阿尔巴尼亚棉花考察团第一个从国外前来参观。老史的论文《科学种田连年高产》在《植物学报》发表，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特邀研究员，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做学术报告，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全国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棉花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为了棉田洒药治虫，刘庄3万多元购买一架蜜蜂3号超轻型飞机，更成新闻热点。

  第三仗兴修水利，苦战2年。

  1964年起，老史带领100多名壮劳力，起早贪黑从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村里打了7眼大口径机井，架设高低压线路550米，修建桥梁、涵闸、退水坡7座，铺设地下管道1000多米，37条暗渠总长13000米，形成井河双灌，95%以上耕地稳产保收。

  1968年建自来水塔。

  1969年盖大礼堂……

  但是，“高产穷队”的危机也出现了。高产再高产，已超吨粮双百斤棉，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高，经济出现负增长，十几年里，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钱——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死？

  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那段时间，老史老爱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除了麦子玉米棉花，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母兔母羊母牛母驴都算上了。

  “要想日子富，工商林牧副。”1964年，新乡百泉农专处理奶牛，一头大奶牛上千元，老史只掏90元牵回了3头小奶牛。村里人来看稀罕：“这是牛啊还是羊啊？夜里可看好喽，别让老鼠拉走了。”老史哈哈笑道：“有小不愁大。”1967年，老史派人到泌阳，3000元赶回6头大母驴，便宜没好货，有人编顺口溜：“提起泌阳驴，笑破人肚皮，六驴七只眼，还有个前栽蹄。”老史又派人到伊犁，买了27匹新疆马，26母1公，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庄，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你们是从非洲赶马回来的？”……到70年代中期，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20多匹，100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又衍生了奶粉厂、冰糕厂、乳品加工厂；同时磨面机、轧棉机、榨油机响声此起彼伏，集体新村也已动工，全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

  刘庄的动静，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对棘手的史来贺，曾“调虎离山”，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记、某区区委书记，他不去；又婉言劝退：“老史啊，年纪不小了，下来让年轻人干吧。”老史反问：“我才40多岁，咋就年纪大了？”来人威胁：“你是全国著名农业劳模、植棉能手，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花上，你不怕砸了牌子、坏了名声？”老史回答：“牌子、名声不值钱，一个共产党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益，才最值得！”

  刘庄的工业，是吹喇叭吹出来的。

  1974年冬天，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向老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村里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械厂，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史世领，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课程和机械、制图等知识。老史父子和工人把坏喇叭大卸八块，3天3夜鼓捣响了。砸喇叭碗儿时，却焊接、冲压、冷轧、热轧都不满意，老史提议改为两次冲压，成了！改进的产品定名CF—66型双音排气喇叭，可到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村办小厂吃了闭门羹。老史到省里开会，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大会会场上。这一招真灵，不少人验货下单，20多个省市的采购员纷至沓来。农家大院里，万能外圆磨床、万能升降台铣床、精密滚齿机、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鸣。

  机械厂像只母鸡，又孵出了面粉厂、造纸厂、电瓶厂、棉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窑厂，加上牧林渔业，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还有4辆解放牌汽车、2部三轮摩托车、8部拖拉机、10部柴油机、150部电动机、11部小麦收割机、1部小麦播种机等等。1980年全面丰收，粮食亩产1675斤，皮棉亩产222斤，全村总产值205万元，工副业占66%。

  然而，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80年代，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统统成了小打小闹。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这一群农民坐不住了，钻天拱地，左冲右突，一阵盲目乱撞。

  养奶牛，经济效益不高；

  养马，马驹因溶血病成活率低；

  养鸡，鸡群互相叨得没毛儿，派去管理的村委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出鸡瘟时，怕老史知道，死一只往大烟囱里扔一只，扔了满满一烟囱。

  上腐竹厂，生产方式落后，否决；

  上啤酒厂，到汴京啤酒厂考察，难抢市场，否决；

  上食品厂，冰淇淋、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但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低档产品不赚钱，停止；

  上纤维板厂，买回主机，备足原料，到附近李台村、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停止；

  上化工厂，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技术不过关，停产；

  上造纸分厂，“农村姓猴儿的多，你干啥我学啥”，村村都有造纸厂，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下马；

  上高级卫生纸厂，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花40多万元建厂，出口却突然受阻，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卫生纸分给村民，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抬头看天，预言灵验；隔皮挑瓜，个个包甜；干活也爱示范，从耩麦子到使牲口，从装车到挖河，直至建厂办企业……群众认定，老史说啥情跟着走了，没错儿。这时起了怨言：“搞搞这，搞搞那，弄弄停停，拿钱往火里扔哩？”

  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可以放开胆子做梦，而且亲手梦想成真。沧海转瞬桑田，大手一挥，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大手一挥，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大手一挥，水渠纵横织遍田野；大手一挥，集体新村拔地而起；大手一挥，农林牧副人欢马叫……但现在，他的手挥不动了，梦境超出了一个农民的传统疆域……

  1984年，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鼓励“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老史啊，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要办，就办大企业，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反思过往，面向未来，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定盘子”：一切重新开始，想高的，干大的，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

  恰于此时，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

  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为二药生产药品“中间体”，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生物医药工程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镛。但钱工的住址，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不知门牌号，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下午重来，终于在一根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钱工一听却摆手：这事农村干不了，干不了！

  返回后，老史说：“你们再去请。”

  钱工千里迢迢，一进刘庄眼就亮了：“想不到，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了不起！”他和老史一见倾心，一同创建淀粉酶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又派人到无锡、南京、天津，学的也是菌种、化验、发酵、提取、精制等技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