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10月9日报道：从去年10月开始，郑州各社区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早听说个别执法部门罚款有指标任务，但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也有指标任务听起来倒是耳目一新，透过现象看本质，你会发现两种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病症——疯狂的数字迷恋。病因无外乎两种：数字撑起的畸形政绩观、贪欲诱发的罚款冲动。

  数字造假畸形政绩观使然。迎接上级检查，是部门领导出政绩的最佳时机。这种情况下最能显示政绩的是一些看似掷地有声的数据。于是，为了让本部门工作有声有色，部门领导在自上而下造假上下功夫，为日后的升迁争筹码。殊不知，这些无不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一些地方置客观实际于不顾，“亩产万斤粮”确实放了一把“卫星”。然而，下发“重性精神病指标”却和这段荒唐的历史如出一辙。

  罚款指标是小团体利益驱动。多年来，钓鱼执法、执法变“执罚”成了部分执法部门的主要工作方式。罚款指标在执法部门明滋暗长，公众虽“心有戚戚焉”却无可奈何，根本原因就在于监督的虚置。此种现象常发生在一些执法部门身上，“罚”本身不是利益，因为罚款要上交国库。但“财政返还”又使得罚款客观上成为部门利益的一部分。一些执法部门有意让“执罚”走偏，正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假如，为官一任真正做到不以数字论成败，唯以百姓满不满意为标准；假如，加大执法部门罚款的监督力度，每一笔罚款的用途都向公众解释清楚。相信患“数字迷恋”疾病的部门自然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

  □马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