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想建议国家立法禁止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姓名，而采用至少四个字的名字，如香港的范余丽泰、陈方安生等。因为三个字姓名重名的太多，不仅给国家管理带来不便，也会给个人生活带来许多麻烦。我自己就多次遭遇同名的尴尬。

  我是1965年冬天参军的。1966年9月，父亲到部队看我，路过郑州时，一条“打倒李福祥”的标语竟把父亲给吓出了一身冷汗。父亲是个文盲，充其量汉字认识的字不会超过50个。但他认得自己的名字，认得自己孩子的名字（这名字是他给起的），加之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村子里满街都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标语，他于是就认识了“打倒”二字。在我们驻地的车站，当他看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被红卫兵抓起来了呢！”那天晚上，我的班长、排长到招待所看望他，当听说老人家在郑州被那条标语吓出一身冷汗时，不由大笑起来。排长说：“那个李福祥很可能是省里或郑州的什么领导，可不是你的嫩娃子哟。”说的父亲也笑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探家，我给一个战友带了100元钱。那天我骑辆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那个村子送钱，回来走到一片坟地边时，车子链掉了，我安好链条，到坟地的草地上擦手上的油污，无意中却看到一块墓碑，上书：“李福祥之墓”，我不仅愣在那里，心里直叫苦：惨！我竟然用了一个死人的名字。

  1986年，我转业回到了故乡，被分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天，我到粮站买面粉（那时还是按购粮本供应，程序是先交购粮本和钱，由办事人员在所购月份一格写上数量，盖上章，然后呼着本子上名字将本子撂到柜台上，购粮者凭本子上的数量到一旁的面柜里称面粉），我刚把本子递进去，就听收款员叫到：李福祥！接着将一个粮本扔到柜台上。我慌忙去伸手，却见旁边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妇女一把抓过粮本，一边极不满意地瞥我一眼：“这是我爹的！”我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呆望着这个一脸不高兴的老乡，本想对她说“我就是李福祥”，但看着她那理直气壮的神情，又说李福祥是她爹，我话到嘴边没敢说出来。幸亏这时收款员又喊了一声：李福祥！接着把我的本子撂到柜台上。当我拿起购粮本时，我发现收银员看看我，又看看那位正在称面的中年妇女，那目光分明是说，怎么两个人一个名字？而那位妇女分明也听到了收银员这后一声李福祥，她低着头，仿佛是理解了我刚才伸手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年元旦，我收到了一个从临县沁阳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到：我一直以为李福祥是沁阳的李福祥，当我找到沁阳的李福祥时，才知道我要找的是博爱的李福祥……后面的署名是：蔡诗华。原来我转业后，曾在焦作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数十首（篇）诗歌﹑散文，其中有不少是写部队生活的。而沁阳也有一个李福祥常有新闻稿件见诸报端。这位蔡诗华是沁阳驻军的一位诗人，我也多次读过他的诗作，也曾有过前往拜访的念头。不料他却先寻找我了。我久久凝视着这个明信片，在为诗友“求其友声”的真诚感动的同时，也为自己名字给诗友带来的麻烦而尴尬……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翻报纸，突然河南日报头版的一条大字黑体标题磁石般地吸引了我的视线：“李福祥同志追悼会在郑隆重举行。”我一口气看完了这则新闻，原来，这个李福祥是个老革命，“文革”前是省委领导成员之一，“文革”中饱受磨难，“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这时，我想起了30多年前父亲在郑州车站看到的那条标语。是的，那是这位老革命遭受磨难的一幕。而同时，因为同名，我的父亲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时，电话响了，是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他说完了正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老李呀，我可对你有意见……”问他啥意见，他说：“咱们离得这么近，你的追悼会也不通知一声，我至少还该给你送个花圈的呀！”我知道他是看了那条新闻后的调侃，也就跟他调侃道：“好，好，真到我的追悼会时，我一定亲自打电话通知你……”我俩在电话里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