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碗跟了母亲多年。瓷碗的沿儿是孔雀蓝的，碗面是鹅黄色，被母亲擦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碗柜里。叔父来我们家时，母亲从碗柜下层取出瓷碗，碗内，盛放半碗金黄色的豆子。叔父把拐棍放到墙角，叔父的孩子小菊和链子钻到桌下，从筐里扒拉出一个鸡蛋。母亲用围腰擦擦手，说，来，娘为你们做饭吃。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面端到叔父面前。

  我们盯着母亲手里的面，使劲咽口水。叔父往前推了推碗，说，给孩儿们吃。说这话时，叔父有点喘。母亲将我们撵到一边，另给我们做了面，吃完，我们一块儿去外面玩了。回来时，我见母亲和叔父眼圈都红着，看我们进屋，母亲从凳子上起身，说，他叔啊，有嫂子一口吃的，就会有你们的，甭多想，顾命要紧。

  叔父也起身，低头去茅厕。回来后母亲便又问他要不要再来碗浆面吃。叔父红了脸，低低说，再来一碗吧。一袋旱烟的工夫，母亲端来了浆面。这碗面上的豆子真多，足有一把呢！我偷偷伸开手指，做了个抓的动作，不服气地想，母亲真偏心。我不懂得血压高和糖尿病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得病的叔父，在母亲心里，就比我们重要吗？

  20多年过去后，每想起这个场面，我的心就像被棒槌锤了似的疼。我不知道那次叔父来是对母亲做最后的嘱托，母亲也被蒙在鼓里，还当叔父和平时一样，来这里走一走，到第二天，还会再来。

  母亲喜欢做浆面，隔不多久，准想法儿为我们做着吃。做浆面需用绿豆粉，母亲跑去卖浆豆腐的那儿讨点豆浆代替豆粉。卖浆豆腐的人心眼好，每次都会给很多。母亲连连道谢着去了。浆水拿回来后放酸，做成浆面也好吃。

  母亲把放酸的浆兑上水，倒在锅里煮开，把捡来的黄豆泡泡，也煮好。择些芹菜叶子，面出锅时，浇上浆水和芹菜叶，倒也酸香扑鼻。母亲做很多事都粗粗拉拉，比如做饭不是忘放盐，便是把碱当盐丢进锅里，但瓷碗里的黄豆，总是煮泡得那么细心。

  我们村地少，我家的几分地都种了小麦，黄豆是母亲从南乡拾来的。逢豆成熟时，母亲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补满补丁的袋子，和村里拾豆者一起，天刚见亮便候在南乡田头，等管田的说，进来吧。他们才像打仗似的，一股脑儿涌入地里。

  后来，家里地更少了，母亲还要拾些玉米、小麦和高粱。母亲捡来的粮食，仔细捶打簸晒，存放起来。记忆中，黄豆比其他粮食更娇贵和惹眼，母亲也格外爱惜，每吃浆面，才从袋内舀出点煮一煮，盛放在那只和豆子一样有着暖黄颜色的瓷碗内。叔父最后一次来我家吃浆面，我又瞥了一眼那只碗，趁无人注意，偷偷吃光豆子，将碗扔了。不曾想，我少年时期小小的怨懑，铸成了我人生路上永久的悔，如经年的蝉鸣，时时悲鸣在我记忆的伤口。

  那天叔父吃完面，意味深长的目光探向母亲，拉过小菊和链子，跪下来给母亲磕头。后扭身离去。我一直对叔父最后清癯的面容和这个动作记忆清晰，时常后悔儿时怎会偷偷躲在茅厕口的篱笆旁，等叔父出来拽他衣裳笑他能吃。叔父常局促不安，涨红了脸，一步三叹回到屋内。

  叔父和父亲从小失去双亲，叔父跟了舅家，父亲跟了姑家。我们姓随老姑父。听母亲说，我亲爷爷是傻子，亲奶奶是“姓毕家的”帮着抢来的。抢来的奶奶相继生下了我的父亲，叔父，和一个半路夭折的姑姑，几年后撒手人寰，不久傻爷爷也离世。父亲和叔父投靠亲戚，娶妻生子，便都随了上辈老人的姓。

  有时候，我会突然理解世间的无常和无奈，傻爷爷，美丽奶奶，老姑母，老舅母，父亲，母亲，叔父，同人私奔的婶婶，构成了我家形形色色的往事，难忘而悲怆，深刻而艰辛。我奇怪老姑和老舅家为何都没孩子，由此想到老一辈人和叔父的命运。叔父也是有过一段美好时光的，曾在村里做会计。也算是当时的文化人了。但患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30多年前无异被判了缓期死刑。婶娘指鼻子画眼不满意，抛家舍子和人私奔。连病带气，身体更差了。

  是小菊两岁多，链子一岁时的事了。表面看，叔父绝口不提婶娘。母亲想法为叔父宽心，为我们缝补衣裳，也会想到小菊和链子；改善伙食，派我们给叔父送去。叔父时而拄着拐棍儿，拉着孩子们来我家，母亲尽量为他们做些好吃的。母亲做的好吃的，不过是一个荷包蛋，或者，覆盖黄豆的浆面。

  母亲常把煮好的豆子放进碗柜，在我们的浆面里撒些芹菜粒，等叔父来，便取出那只碗。漂漂亮亮的瓷碗，还是母亲嫁给父亲那天买来的，和母亲一样有着瓷实的身体，明晃晃的碗面，孔雀羽毛般靛蓝的碗沿，碗内多有豆子。母亲说豆子金贵，放进瓷碗她才安稳。说叔父身体差，豆子给叔父吃，叔父在，小菊和链子不会那么可怜。说着，母亲眼圈红透了。

  母亲常说与人为善，街里来个要饭的，都会把馍饭送去。叔父离开后，母亲更多的照顾小菊和链子。为保证我们都有饭吃，她辞去队妇女主任的职务，更加起早贪黑地忙起来。母亲给人盖房子搬过砖头抹过灰，卖过肉丸批发过冰棍……滚烫的太阳地，母亲沙哑嗓子叫卖冰棍的声音，时常回响在我耳畔。母亲劳动所得很快被家里几张嘴巴吃光，父亲下煤窑挣来的钱往往不知弄到了哪里。母亲没办法，四处筹钱，开了一个打铁铺。日子似乎好过起来，但我却更加难以辨认母亲的身份。我不知道每天见到的这个人到底还是不是女人——灰蓝色的粗布外衣，像天空的布袋一样罩在身上，黑红的脸膛被洪炉的火焰熏染得更加粗黑，短短的头发，随意塞在帽子里……

  几年后，母亲竭力维持打铁铺，仍卖不出打好的铁具，只好关了铁铺，把目光投入煤炭市场。一个女人，当她这样做时，多想有个可以靠一靠的肩膀，而父亲的倔强和木讷，只能以无奈形容。

  这便要说一说父母的婚姻。简单说，母亲是几百里外的他乡人，是父亲的一个工友帮父亲以通信方式哄来的。见了父亲，母亲很失望，发觉书信也非父亲亲笔写的，便想走了。但自从她来后，爷奶待她如同己出，母亲过意不去，和父亲成了亲。婚后，父亲性格缺陷伤透了母亲的心。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四合小院里，晚上，父亲闷着头独个回北屋睡，我们跟母亲睡东屋。睡前母亲拽着我的脚脖子说，二闺女个儿矮，妈给拔拔，就长高了。说着，母亲的鼻子就吁吁的像塞了什么东西。母亲在哭。我知道。她担心我随了父亲的个子，也怕我随父亲的木讷，没个好性情。

  多年过去，我方才看懂了一点人事，理解了生与死，婚姻和生活都是不得已、由不得人做主的事。多少次我都哭着想，我的叔父他一定是怕连累我的母亲，在层层落叶旋转着悲凉的舞步落下来时，他也离去……

  埋葬过叔父的那天，我回到家，不声不响捡回瓷碗，使劲擦洗。瓷碗的碗沿被磕出一道裂缝。我抖瑟着双手抚摸裂缝，洗净瓷碗放回碗柜，从此，再也无法饶恕自己扔碗时的得意，想起那埋在土里的人，埋得很深，永将不能再吃一粒金雨般的豆子，我的心像被鞭子抽了般的战栗。

  没离开前几年，叔父已是手不能锄，肩不能挑的人了。母亲捡来的豆子，一些用醋泡好，给叔父做药方。我们的浆面上还可见散落的豆子，母亲的碗里全是杂面。叔父背着母亲，常站在墙角抹眼泪。这些凄凉而温暖的画面成为我少年时期的迷惑与不解。而现在，我更倍觉痛心！我不知道人有没有来生，如果有，我的叔父，他一定还会叫母亲嫂子，我也一定还做母亲的孩子。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步步艰难走过来的。逢收获时节，领我和哥哥帮叔父家先收粮食。我们弯腰将麦子割倒，再捆束成一堆。全割完束好，装在平车上。母亲弓着背拉着满满一车的麦子，我和哥哥用尽全身力气帮母亲推车。连夜把麦子打出来。晒晾，簸筛，装袋，收场，种植，施肥。施肥时母亲挑起一担担大粪的情景，让我此刻的心更加抽紧，而那时的我，是不知道痛的，只是随天性帮母亲做活，多卖几分力气。

  这样的日子一过多年，母亲为老舅母送了终，抚养小菊和链子长大成人。成家后的我们纷纷离开母亲。退休了的父亲照常是甩手掌柜，母亲有时还骂他，但更多是亲情之爱。去年，我血压高居不下，母亲帮我照顾孩子。等我好点了，母亲说父亲一人在家，她得回去。炙热的太阳地，我送母亲到站牌，等她坐上了车，我转身离开。未走几步，突然听到母亲大喊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眼瞥见短发飞扬的母亲怀抱一个袋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这里有用醋泡好的豆子，常吃，血压就稳住了。她利索地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小袋子，说，差点被妈又拿回了呢。

  一辆8路车开过来了，母亲跄踉着苍老的步子，上车去了。

  我手提袋子呆立原地，模糊的视线越过纷纷扬扬的尘土，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那被黄土深掩的叔父的目光，拂开层层黑夜，落在母亲宽阔的背上；老家那只盛放黄豆的瓷碗，还静静待在碗橱最深的角落，孔雀蓝的碗沿，鹅黄色的碗面布满伤口——那是母亲的岁月留下的斑痕。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母亲的黄豆浆面做得那么香，那么酸，酸得我泪水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