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庭

  许多个中午，午饭之后，我都选择了去人民公园散步。单位所在地离人民公园不远，不到十分钟就可以走到。但我以前好像从没有发觉过，仿佛它和我工作的单位属于两个世界，没有相遇的可能。近几个月，我才发现它们离得竟是这样近，以至于我会这样想：也许可以把它叫作单位的后花园了吧。

  以前去公园的次数也是不少的，每年大概总要去几次。而恋爱之时，它则似乎成为了爱情的地盘——被规定的产生爱情的地点。于是那里留下了许多甜蜜、伤感或麻木、冷淡的记忆。这之后，公园也就被尘封在我恋爱之外的世界里。重新进入并且与它亲近，是一次被动的选择。住址的搬迁使我在短短的中午休息时间里无法赶回家里。于是我的休息时间好像更多了：我无法掌控睡眠里的时间，却可以掌控这些睡眠之外的时间。我就选择了用这段时间去离吃饭小店不远的公园散步。后来，又选择了穿过公园，到爷爷家小睡。于是在公园散步渐渐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冬天时，我经常带着朱大可的《记忆红皮书》之类的书籍，午饭过后去公园阅读。只是随意地翻阅几页已经很满足了。对它们的阅读仿佛给我的工作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工作时间里，我的头脑中仍然会回荡着这些阅读的内容。这些内容仿佛给我工作期间有些机械的思维涂上了一层润滑油。于是这趟机械运行的列车就加快，行驶到下班回到家里时，它的速度就可以快到起飞了。于是我就在这种飞翔的状态中去阅读，书写。工作中的内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完全被抛弃到了九宵云外。

  记得一次在公园枯黄的草地上阅读张闳的《卡夫卡的钟摆》，读到兴奋之处，不忍离去，就躺在草地上睡了起来。那是冬天的公园，冬天的草地，还有冬天的行人。这项举动，不到兴奋忘我之处是做不来的。记得那篇文章是关于苏珊·桑塔格的，书中的文字点燃了我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它本来就是潜藏于我的内心之中的，犹如柴堆；而这些文字把它变得具体可触，仿佛火苗。后来又在这里读过一些书，或者只能说翻过一些书，毕竟都只是几页十几页。有一段时间喜欢带了报纸来看，就是我订阅的《南方周末》。这些阅读与我在办公室，在家中的阅读有着一定的持续性联系。比如对于一本书来说，每个地方的阅读都是这本书的一部分。相较而言，公园的阅读部分应该是最具灵性的。我曾在那宽敞的阳光，绿色的空气和富有诗性的空间里想过，要是把阅读甚至工作都搬到这里来做，一定是非常愉悦而高效的。

  春天来了之后，我坐在石凳上读书，看到那些重新生机勃勃的草木，忽然好像在一瞬间里，感觉到了这个场景的永恒和变幻。也许是这太过强烈的阳光和浓浓松柏对它的反射把我思维的空间切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地坛公园。而之所以会是地坛公园，是因为一个人在文字中对它的描述，以及它由这些文字而升华出的象征意义。当然是更多地想到了这个人——史铁生。

  史铁生有比我更多的在公园中阅读的经历。甚至不光是阅读，他在属于他的这个公园里，经历了太多人与事，阅读还有书写。他更为自己的公园写作了散文《我与地坛》。那种直面灵魂的书写是我对这个公园的书写所不敢触及，也触及不到的。当然还有更多原因：这个公园只是我中午休息的一个驿站，而对他来说，地坛是他整个人生的驿站。我们对于公园景色的欣赏也是不同的。我更多的是浮光掠影式的积淀，即每天都花上短短的时间；而他却是大段大段的相伴，所以他能写出冬天是“大地上一只孤零零的烟斗”，而我只能写出公园的冬天是或分岔或聚合的小路，是偶尔落下的雪和金子般沉重的阳光。更多的四季景色我甚至描绘不全，形容不全。我是在缓慢的轻飘飘的步行中观赏一切，而他却是在沉重的轮椅上欣赏观察一切。深度由此处就区别开来，我注定不能为这个公园写出《我与地坛》那样的文章来。不过这里依然刻下了我的爱恨，刻下了我的希望与梦想，我的喜悦与矛盾。公园里的许多空白之处，也都留下了我填充的诗句与文章。它对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单调平乏的日常生活中一篇通往美丽风景的窗子，我在日常生活的居室里居住累了，能经常来到这个窗前看一看风景，就是它对于我的最大意义了吧。

  2010年最后一天，史铁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写下一首《奔跑着》来纪念。后来又阅读了更多他后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的写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早已不再局限于地坛，但一样的深刻，发人深省。而我的写作从来没有把这个公园当作背景。我只是来这里，散步、阅读。但每当我在书籍中抬起头的瞬间，都能感到我身处环境的空旷与我内心世界的空旷是相互呼应的。于是那个公园的每条路都在我内心的道路上，安上了一个路标；它的季节变幻，也为我内心的图画提供了四个观看的角度。

  我曾用心专门去观赏这个公园的景致，想把它每一处细微的美都记住，并且把它记在我脑海的深处。但几次之后，我就放弃了这样的企图。我不愿意这样刻意地把它的风景在我的脑中定格，就像一个旅行者用记忆拍下一张张相片；而是想让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直到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让它的出现不断提示我：我的生活中永远有一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