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山西省榆社县的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大垴的小山村。父母是一个村的，自由恋爱结了婚，生了我们兄弟姐妹6个，由于子女太多，母亲只好把三妹送到离大垴不远的前家峪村一户姓李的人家抚养。父亲抗战时期参加工作，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来到河南，解放后曾担任唐河县兵役局股长、淅川县人武部副部长和镇平县人武部部长。我们跟着母亲在故乡生活了5年，1961年，母亲带着我们5个兄弟姐妹随军到了镇平县，我在镇平县上完了小学。1969年，河南省军区在焦作成立“五七干校”，父亲被任命为副校长，一家人又迁到了焦作。

  焦作离山西很近，故乡的亲戚们走动也就频繁起来。父母亲对亲戚们十分热情，尽其可能帮助他们。1971年，父母亲回老家接回了三妹，一家人总算团聚了。父母亲年龄越大，故乡情结越是浓厚，但他们也知道，老家可能是永远回不去了。父亲1996年驾鹤西游，母亲2005年撒手人寰，我们找了一处陵园，将父母合葬在一起，坟墓朝向北方，以便二老在天国向故乡眺望。

  父母辞世多年后，在镇平县的堂兄来焦作祭拜。堂兄是大伯的小儿子，大伯抗战初期曾任榆社县委副书记，1942年牺牲后，由我父母把他们兄妹3个抚养成人。堂兄从小跟着我父母生活，供他读完高中，在镇平县成家立业，堂兄和父母的感情一点儿也不亚于我们这些亲生子女。大哥和堂兄商量，是不是趁此机会回故乡看看，我们兄弟姐妹都已年过五旬，堂兄也六十有五，现在不回，等行动不便的时候怕就没机会了。经过一番忙碌，找车、买礼品、和老家人联系，除大姐晕车不能去外，我们兄弟姐妹加上大嫂、堂兄一共7人，踏上了回故乡之路。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甚是快捷，早上8点从焦作出发，中午11点多就到了榆社县城。看望了住在县城的大舅和大舅妈，商定由3个表弟带路，下午回大垴看望二舅、三舅和四舅。

  五月阳春，河南早已鲜花盛开，一片葱绿，榆社县的田野里还是满目土黄，这里不太适合小麦生长，一年只收一季谷子或玉米，怪不得绿意不浓。柏油路面只铺到乡里，到大垴就成了水泥路面，依山临沟，只能走一辆车。好在司机技艺娴熟，一路顺风地到了大垴村。舅舅、舅妈们早已等在村口，嘘寒问暖，争着往自己家里拉。经过简单商议，先到四舅家歇一下，然后再去拜访其他亲戚。

  大垴村兼有太行山区和黄土高原的地貌特点，沟壑纵横，植被稀疏。村民们的房子大都建在山坡上，错落有致。几个舅舅相隔不远，四舅家的院子稍大，5间平房，居住条件还算不错。二舅当过村干部，带过包工队，家境小康。三舅则是个地道的庄稼汉，朴实木讷，干啥都是慢吞吞的，吃饭中间还能睡上一觉，他家的条件相对差一些。四舅头脑活泛，属于农村的“能人”，家里喂了一头骡子，几十只鸡，还有一挂小马车，干农活跑运输，有时还帮人看风水挣个茶酒钱，小日子挺殷实。说了一阵话，时间还早，三舅领着我们去赵家老宅，老宅的北屋和西屋已经倒塌多年，废墟没有清理。望着老宅的残墙断垣，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凉之感。从老宅里走出来，一路上有上了年纪的老人试探着问：“这是二江家的吧？”父亲的小名叫二江，想起我们离开故乡近50余载，竟然还能认出我们，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接近傍晚，我们回到四舅家。四舅指着东面山坡上一株大柳树说：“你们赵家的祖坟就在那儿。”我估计了一下，直线距离应该在一里地左右。晚上四舅妈准备了十来个菜，还特地应我们的要求做了“糊糊饭”。自从母亲去世后，很久没有吃过地道的家乡饭了，吃起来格外香。亲人相聚，唠起家常，缅怀往事，追忆故人，免不了唏嘘感叹，却也畅快无比。聊起当下，舅舅们说老家是越来越不景气了，年轻人跑得一个不剩，村里净剩下婆姨老汉，孩子娃娃。3个舅舅家家只有老两口相伴相守。孩子们相距近一点的，十天半月回来一次。远一些的，只有等到逢年过节才能相见。三舅叹道：“等我们合上眼，大垴就没人种地了。”我们问：“舅舅们年龄大了，为啥不跟孩子们到城里生活？”四舅回答得很有意思：“咱跟年轻人合不到一块，有啥沟沟？城里吃懒不动，是咱老农民待的地方？还是在老家住着舒展。”

  第二天一早，堂兄领着我们到祖坟扫墓，看似不远的距离，在山沟的羊肠小道走了半个多小时。堂兄说这块坟地安葬了赵家四代人，我们满怀崇敬之心供上祭品，给祖先们磕了头，拔去坟头野草，每人捧上一把新土。下山后，舅舅们又带领我们祭奠了姥爷姥姥。回去的路上，三妹在山坡高处停下脚步，眺望北边山坳中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知道那里就是三妹的养父家前家峪村。放眼望去，前家峪村一个人影也看不到，犹如大漠中废弃多年的古城，死寂沉沉。三妹提出到前家峪看看，被我们劝阻了。舅舅们也不同意三妹去，四舅说前家峪基本没人了，回去还不凄惶？

  回到村里，我们四处溜达，村口处立有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大伯赵成堂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堂兄抚摸着石碑，热泪夺眶而出。我们也肃然起敬，为有这样一位英烈伯父感到自豪。一个60来岁的老婆婆在推石碾压“千千”，兄妹几个童心大发，轮流帮老婆婆推碾子。所谓“千千”，其实就是压扁的黄豆，和小米一起熬成粥格外香甜，是小时候百吃不厌的家常饭。村子里有不少新盖的房子，奇怪的是，这些新房大多都无人居住。更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宅子，东倒西歪，蒿草掩墙，任鸟雀飞进飞出。

  中午在三舅家吃过饭，别人都去休息了。我一个人坐在三舅家门口一盘废弃的石碾上，浮想联翩。环顾四处，天高地阔，春光毫不吝啬地在沟沟坎坎中挥洒，然而这块土地似乎不解春情，绿色在大块的苍黄中东挤一丛，西露一束，如同秃子头上不多的几根毛。弯弯曲曲的水泥路像条长蛇，藏头匿尾，绝少有车辆驶过，这是寂静山村和喧闹都市的通道，连接起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淡淡的炊烟在村子上空飘荡，喜鹊的叽喳声中偶尔混进一两声乌鸦的鸣叫，仿佛在暗示有悲有喜才是和谐的真谛。大垴如今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安静地等待着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知道，全国每年都有几万个自然村落在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伦理秩序。中国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精神家园不是荒芜，就是被外来物种侵占。我不是一个时代的隔膜者，不是思古悲情中的文人，时代变迁，大势所趋，该消逝的东西再美好，也得消逝，不是唱几句哀伤的挽歌就可以留得住的。可我还是有些难受，有些怅然，整个人似乎正在无边无际的黑洞里跌落，很想大声呐喊最终却了无声息。

  山村的夜晚来得早，在四舅家吃过晚饭，聊了一会儿家常，就各自去休息了。我打开电视机，却难以收看到中央台节目。外国节目倒是不少，穿长袍的阿拉伯人，包头的印度人，西装革履的西方人，在屏幕里说着各种各样的鸟语。大垴现代化的东西不多，冰箱空调消毒柜几乎用不上，唯独电视机家家都有。山沟里没有闭路线，家家户户支起大锅一样的卫星信号接收器，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俨然成了世界舞台。

  电视看不懂，睡也睡不着，起身到院子里转悠。夜幕下的山村分外静谧，满天的星斗在闪烁。一会儿，明月越升越高，星光逐渐隐匿，让出天空大舞台给月亮这个主角，清辉顿时笼罩了一切。祖坟上的大柳树在月光下轮廓分外清晰，我有些纳闷，河南乡间有“旱死松树不下水，涝死柳树不上山”的说法，可喜水的柳树为什么就能在干旱的山头如此根深叶茂呢？这棵柳树也许就是当年的孝子贤孙们随手插下的招魂幡，在祖先阴魂的呵护下郁郁葱葱，成为阴阳两界的使者。月色朦胧中我似乎听到了远方山坳间传来呢喃的低语，父母的魂灵一定会随我们回到故乡，潜藏在草木花丛之间，寻找着祖先一诉衷肠。此时万籁俱寂，我的心情也如同静水。故乡啊！只有故乡，才能如此静柔地安抚游子；只有故乡，才是我们灵魂最佳的安憩之地。此时，我完全理解了父母的思乡情结。然而，当清晨的太阳再次升起，我们又将回到喧闹的尘世中去。我有一丝惆怅地望着明月，明月也寂寞地望着我。直到骡子打了一声响鼻，把我从神游八极中拉回来。我回到屋里，躺在硬邦邦的炕上，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第二天，我们要告别故乡了，舅舅们每家都送了不少土特产，有“炒面”“千千”“荞面”“笨鸡蛋”。家乡的“笨鸡蛋”是绿皮的，个头和鸽子蛋差不多，果然不是凡品。我们带走了故乡的土特产，也带走了亲人们的深情厚谊。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永远烙上了故乡的满天星斗和寂寞明月。

  （上图为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