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窄的木漆门前堆满了麦秸秆，秸秆旁边席地放着一口偌大的鏊子，鏊子下面有火在燃烧，她就蹒跚在秸秆堆里，挖一勺糊糊放到鏊面上，尽量用竹片抹得又薄又匀，再朝鏊下塞一把秸秆保持表面的热度，不到半分钟工夫，糊糊被烘烤得泛起了金黄色，她赶紧用竹片在四周刮上一圈，捏住一边轻轻一扯，一张煎饼就做成了。这是20年前的画面。20年前，在煎饼卷大葱的沂蒙老家，烙煎饼是女人的必备功课，很多女人可以将烙饼的过程曼妙成跌宕起伏的舞蹈，她却技巧平平，就算是舞蹈，也如慌张登台般惊恐、扭捏，摇摆的风吹了一地。她烙出的煎饼大小不等、厚薄不一，就像她的屋里永远收拾不整齐，她的衣服怎么搭配都不美丽。她叫凤兰，是我的婶子，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傻傻的女儿。

  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快不行了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儿时记忆里的好多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现。破旧的木门，山丘般的柴草堆，墙角高产的桑葚树，凶神恶煞地为她看家护宅的大黄狗，以及她逢冬天必用来裹头的暗黄色围巾……两年前，她被查出了乳腺癌，听说手术后恢复不错， 她又生性乐观，很有痊愈的希望。我离开家10年了。10年间，和她见面的次数寥寥，和她的关系一如老家的很多亲戚，久不联系，只有等到大事发生的时候，才忽然记起还有这么个人，还有那些个流连在生命最初时的故事。她的信息多半从母亲口中得知。她过得不好，女儿嫁给了一个孤儿，女婿不务正业，七岁的外甥女生病致死，儿子婚后带着一家外出打工，对她不闻不问，很少回来看她。

  她就像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勤劳能干，朴实无华，隐忍，卑微，如同蒲公英的花朵，开了，散了，看不见了。她爱自己的儿子，从不舍得让他下地干活。儿子多年不回，她却每每将积攒的零钱买成衣物央人给他们捎去。

  重男轻女是乡风。女儿是她的长工，小学未上完就辍学在家承担起家务，直至出嫁。由此，我曾怀疑过她对女儿的爱，直至嫁女那天，她竟没能忍住，从默默地流泪终至呜咽地哭泣起来，慈爱和不舍写满了双眼。我那时才看清了她的脸，方正的脸盘，皮肤黑红，眼睛又窄又细，眼角的皱纹蓬勃生长着，头发黑且茂密，被用头绳捆成一个发髻。她没有买新衣服，依然是旧时穿的那件深色的对襟大褂，腰间束着围裙，不时地将眼泪抹在上面。

  她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些越来越少的片段。过年时，这个片段是香甜的，她喜欢制作一些僵硬的焦糖，后来才知道不是糖硬，而是被她熬糊了；麦收时，这个片段是闷热的，她卖力地用镰刀收割麦子，跟叔叔将一捆捆小麦抬到板车上，拉到场地里晒干再用机器脱成麦粒，挥汗如雨；家里来客人时，这个片段是热情的，她继承了老家人好客的传统，不遗余力地蹲在灶台边炒好每一个菜，做好每一个汤羹，然后退到一旁，眼明手快地伺候着客人吃饭……

  姐姐每次回家，总给她捎带礼物。姐姐说，婶子真可怜，女儿越来越傻，终究是她的负担，儿子又总是不见。姐姐还说，每次给母亲买东西时，婶子看到了总是涩涩的，她不忍心，总要多买一份给她送去，而她又总是推脱着不肯要，说家里不缺东西。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的情景。院里静悄悄的，年迈的黄狗趴在地上，听到脚步声响，眨了眨眼皮又懒懒地合上。屋门半敞，她佝偻着坐在屋里搓玉米，看到我来，很是高兴，忙扶着腰站起来，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招呼我坐。其实屋里已没有可坐的东西，塌陷的沙发上放满了箩筐、抹布等家什，菜板在饭桌上横着，布满灰尘，锅碗瓢盆悉数堆在饭桌底下，盛放咸菜的碗碟上摆着一双筷子，干硬的煎饼在盆里张牙舞爪成怒放的绢花。她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还未启封的月饼递给我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她的孙子与我儿子同岁，她却多年不得相见。

  母亲说，她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儿子，理解他在外生活的不容易，最后的时日里，她开始喜欢慢慢地踱到村口去站着。20多年前，她嫁到我们村，在鞭炮声里经过这个路口，开始了她的另一种人生，若干年后，她又在这个路口将儿子一家送到远方打工，关闭了天伦之乐的大门。

  她走了，毫无声息，二叔半夜从工地回来时，她已经没了气息。她走了，就像一片枯叶从树上颤巍巍地落下，投入了漫无边际的黑夜里。姐姐说，她走时给自己换好了干净的衣服，还把少得可怜的积蓄包好放在了枕头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