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用？”这应该是我与儿子的相处中，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且极具百搭效果。

  “爸爸你看，这是我摆的飞机！”“这有什么用？”

  “爸爸，我想看会儿《今日说法》！”“这有什么用？”

  “爸爸，你快来看这本漫画书，笑死我了，哈哈哈……”正忙着当“低头一族”的我依然是脱口而出：“这有什么用？”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问的多了，却也不禁生出一些异样的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上好发条的娃娃，只要遇到小儿干了什么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事儿，就似拍了一下娃娃的脑袋，立马会理直气壮的发声：“这有什么用？”

  仔细想来，仿佛很多人是随着这个问题一起长大的。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好像这种“做有用的事儿”已随着每个人的成长，沉积为下意识的出发点与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到了励志电视剧《士兵突击》中，就幻化成了主人公许三多的那句车轱辘话：“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

  这些所谓的“有意义的事儿”，在许三多们眼中，应该就是那些有用才去做的事儿吧。但在我看来，在一个孩子乃至我们整个人生过程中，切莫尽想着有用，而更应该多想想一些无用的价值。

  当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好像所有的事物，甚或是所有的因果逻辑都循着有用一途进行着连接和推动，那些边缘的次要的性质从因果链上纷纷碎裂、剥落下来，被淘汰出局，原本极具弹性，并弥漫成氤氲般形状的生活和人生，已被过滤得越来越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且极单一。

  如今，衡量一切成功的标准之所以被归之为有用的极端物化，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当下教育的弊端。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基本上都忽视个性教育，只注重培养学生整齐划一和死记硬背的能力，不是以思维能力，而是以记忆力判断学生是否优秀。很多孩子因受到这种教育方式的打击，不仅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还导致了年轻人普遍缺少创造性，并对社会形态产生巨大影响。

  著名作家王安忆曾讲过一个故事。在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千分考面试时，她与一位报考临床医学的考生面谈，谈到医学伦理的问题，考生说安乐死是一种奇怪的人道主义，她问为什么？这位女同学说，一个人的生与死不能用意义来核算。她问：“你的意思是还有感情的因素，也就是关系到他的至亲、家人？”那位女生说也不是，而是——女生思考了很久说，“生命本身就有价值”。王安忆说，希望学校不要错过这位考生，她解释了我的关于有用和无用的观念。

  在《道德经》中，对有无、利用也有经典论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老子看来，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糅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也许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习惯于依赖既存的种种便利，以为这是通向成功的捷径，总是喜欢干什么工作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状态，殊不知这些便利不过是一系列可以利用的条件罢了。而真正可以有所作为的，恰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存不足、一无所有时具有的那种虚心无欲的品质，才是我们可以借助的一种成长景深与空间。

  对于此，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譬如理想，尊严，光荣，梦想，正义，善良，这些可以一再在人的灰暗时刻拯救于人，安慰于人的力量，也许对很多人来讲，确没有用，却仍是我们人生的珍宝，并经得起反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