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老人春秋》上《靳尚谊:老来作画不为钱》一文时,敬佩亲切之情油然而生。本来,每到这个柳绿花红、燕舞莺歌的仲春时节,珍藏在记忆宝库里四次拜访靳尚谊的事就会涌上心头。他那高尚的情操、和蔼的笑容、精湛的画技、浓郁的乡情就会洋溢在我的心中,温馨着我的情怀。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文章,还不时拿给邻居们看:他无私地捐出了79件价值连城的油画精品。
我居住的中站区许衡街道西王封村,与靳尚谊祖籍所在的东王封村紧挨着,基本连成了一片,是典型的乡邻了。那是1992年4月,我在中站区政协文史委任副主任。为给《中站文史资料》第一辑《名人专辑》组稿、约画,与东王封村靳氏族人古用及区政协办公室主任张忠,共赴北京拜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
最初,当领导下达任务时,我心里有些发怵:中央美术学院可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等美术院校,靳尚谊又是教育部美术教育司的司长,人家职位显、品味高,乐意见咱这“刘姥姥”吗?老公闻言笑道:“你是不了解啊,靳尚谊稳重得像个大姑娘似的,说话总是面带笑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再说,上小学时,咱村学生都在他们村上学,他妈吴佩兰是俺老师,他哥靳尚成是俺同班同学,见面要问‘小宽’(靳尚成乳名)好啊?”
老公的话壮了我的胆。于是,我列好谈话提纲、记下中央美术学院校址及靳尚谊的联系电话。
初次拜访靳尚谊,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边校尉胡同南端西侧的中央美术学院(原校址)。那天早晨阳光明媚,已有些初夏的热意。我们三人8时到校门口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两脚并拢行了个军礼,立即电话联系了校长办公室,然后放下电话笑道:“昨天就安排好了。院长在,请吧!”
院长办公室在南边的楼上,靳尚谊亲切地与我们一一握手,见到家乡人远道而来,他显然有些激动。在我们聊的一个多小时里,有4个电话打了进来,他都一一谢绝。看到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美术学院继徐悲鸿、江丰、吴作人、古元之后的第五任院长如此亲切、平易近人,我们感动得敬佩之情难以自已。
登门约画者、致电者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我们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靳尚谊这么繁忙,还耐心地与我们交谈、合影、找资料、拿画集,并再次承诺:他已经答应了家乡人,要为祖宗义务画像。我们互递眼色结束谈话,小心翼翼地收好资料,谢绝了他安排的午餐,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二次拜访靳尚谊是在他的家中,真正步入了绘画瑰宝的殿堂。一本本精品油画集令我们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尽管我们不懂得画,但还是能够看得出他已经步入了中西画珠联璧合的独特境界,为祖国的绘画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次面见靳尚谊已是1992年仲秋。为节省经费,我只身进京,拜访家乡籍在京的多位名人。那时候没有手机,领导要求“随时汇报”,只能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但打公用电话需要投硬币,纸币不行,找了几家店人家都不换零钱,无奈,晚上到靳尚谊家去换硬币。他笑着说:“哦,忘告诉您了:打公话是投硬币的。”他随手拿起桌子上一个酷似笔筒的存钱罐,倒出了一堆一元硬币给我。我不好意思数,放桌上20元钱,可他执意不收。我真是“穷囧”之极啊——至今都感到难为情与歉疚。这个“人情债”令我终生难忘。
同年的第四次登门更令我“傻得不透气”。那次,我带上编辑过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书稿进京征求意见。临行前,领导叮嘱我:“记着把靳尚谊给俺老爷靳煌(又名靳德茂,元代正三品嘉议大夫)画的像给背回来。”到了靳尚谊家里,真是有生以来大饱眼福:我围着画像左看看右看看,老祖宗的眼神仿佛始终在炯炯有神地看着我。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活画”吧?靳尚谊的美名享誉中外真是当之无愧!听说我要把画像带走,靳尚谊开心地笑着说:“小张,您知道‘我祖宗’的画像值多少钱吗?”我茫然地摇摇头。他伸出了两个指头,我不敢贸然答话。心想:两千“大洋”吧。靳尚谊接着说:“至少200万元。”“哇!”我忘情地惊呼道。在那个年代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傻站在那里,脑神经像触了电似的。靳尚谊示意我坐下,然后笑着说:“您‘背着’俺老爷上、下车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这样好不好?回去转告村里:让派专车来‘请’……”我涨红着脸听着,随着这条思路想着,竟然忽略了后面的话。
时隔不久,东王封村派专车“请回了”靳家老爷的画像。1992年11月18日,《中站文史资料》“第一集《名人专辑》出版。看着书上那张初次见面时我们四人的合影,以及靳尚谊带着研究生在丽江竹筏上观景写生的照片,我激动得第一时间就寄给了他。今年春节,我又特意瞻仰了靳家老爷的画像,心里默默地为德艺双馨、厚道慈善的靳尚谊祈祷:好人幸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