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老人春秋》上《靳尚谊：老来作画不为钱》一文时，敬佩亲切之情油然而生。本来，每到这个柳绿花红、燕舞莺歌的仲春时节，珍藏在记忆宝库里四次拜访靳尚谊的事就会涌上心头。他那高尚的情操、和蔼的笑容、精湛的画技、浓郁的乡情就会洋溢在我的心中，温馨着我的情怀。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文章，还不时拿给邻居们看：他无私地捐出了79件价值连城的油画精品。

  我居住的中站区许衡街道西王封村，与靳尚谊祖籍所在的东王封村紧挨着，基本连成了一片，是典型的乡邻了。那是1992年4月，我在中站区政协文史委任副主任。为给《中站文史资料》第一辑《名人专辑》组稿、约画，与东王封村靳氏族人古用及区政协办公室主任张忠，共赴北京拜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

  最初，当领导下达任务时，我心里有些发怵：中央美术学院可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等美术院校，靳尚谊又是教育部美术教育司的司长，人家职位显、品味高，乐意见咱这“刘姥姥”吗？老公闻言笑道：“你是不了解啊，靳尚谊稳重得像个大姑娘似的，说话总是面带笑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再说，上小学时，咱村学生都在他们村上学，他妈吴佩兰是俺老师，他哥靳尚成是俺同班同学，见面要问‘小宽’(靳尚成乳名）好啊？”

  老公的话壮了我的胆。于是，我列好谈话提纲、记下中央美术学院校址及靳尚谊的联系电话。

  初次拜访靳尚谊，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边校尉胡同南端西侧的中央美术学院（原校址）。那天早晨阳光明媚，已有些初夏的热意。我们三人8时到校门口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两脚并拢行了个军礼，立即电话联系了校长办公室，然后放下电话笑道：“昨天就安排好了。院长在，请吧！”

  院长办公室在南边的楼上，靳尚谊亲切地与我们一一握手，见到家乡人远道而来，他显然有些激动。在我们聊的一个多小时里，有4个电话打了进来，他都一一谢绝。看到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美术学院继徐悲鸿、江丰、吴作人、古元之后的第五任院长如此亲切、平易近人，我们感动得敬佩之情难以自已。

  登门约画者、致电者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我们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靳尚谊这么繁忙，还耐心地与我们交谈、合影、找资料、拿画集，并再次承诺：他已经答应了家乡人，要为祖宗义务画像。我们互递眼色结束谈话，小心翼翼地收好资料，谢绝了他安排的午餐，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二次拜访靳尚谊是在他的家中，真正步入了绘画瑰宝的殿堂。一本本精品油画集令我们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尽管我们不懂得画，但还是能够看得出他已经步入了中西画珠联璧合的独特境界，为祖国的绘画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次面见靳尚谊已是1992年仲秋。为节省经费，我只身进京，拜访家乡籍在京的多位名人。那时候没有手机，领导要求“随时汇报”，只能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但打公用电话需要投硬币，纸币不行，找了几家店人家都不换零钱，无奈，晚上到靳尚谊家去换硬币。他笑着说：“哦，忘告诉您了：打公话是投硬币的。”他随手拿起桌子上一个酷似笔筒的存钱罐，倒出了一堆一元硬币给我。我不好意思数，放桌上20元钱，可他执意不收。我真是“穷囧”之极啊——至今都感到难为情与歉疚。这个“人情债”令我终生难忘。

  同年的第四次登门更令我“傻得不透气”。那次，我带上编辑过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书稿进京征求意见。临行前，领导叮嘱我：“记着把靳尚谊给俺老爷靳煌（又名靳德茂，元代正三品嘉议大夫）画的像给背回来。”到了靳尚谊家里，真是有生以来大饱眼福：我围着画像左看看右看看，老祖宗的眼神仿佛始终在炯炯有神地看着我。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活画”吧？靳尚谊的美名享誉中外真是当之无愧！听说我要把画像带走，靳尚谊开心地笑着说：“小张，您知道‘我祖宗’的画像值多少钱吗？”我茫然地摇摇头。他伸出了两个指头，我不敢贸然答话。心想：两千“大洋”吧。靳尚谊接着说：“至少200万元。”“哇！”我忘情地惊呼道。在那个年代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傻站在那里，脑神经像触了电似的。靳尚谊示意我坐下，然后笑着说：“您‘背着’俺老爷上、下车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这样好不好？回去转告村里：让派专车来‘请’……”我涨红着脸听着，随着这条思路想着，竟然忽略了后面的话。

  时隔不久，东王封村派专车“请回了”靳家老爷的画像。1992年11月18日，《中站文史资料》“第一集《名人专辑》出版。看着书上那张初次见面时我们四人的合影，以及靳尚谊带着研究生在丽江竹筏上观景写生的照片，我激动得第一时间就寄给了他。今年春节，我又特意瞻仰了靳家老爷的画像，心里默默地为德艺双馨、厚道慈善的靳尚谊祈祷：好人幸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