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夏

  在苏联解体的许多年后，俄罗斯文学正悄悄发生着转变，一些着眼于底层社会的个体化叙事构筑起另一种面貌。俄罗斯女作家叶莲娜·奇若娃获得2009年俄语布克奖的小说《女性时代》就是这样一本小说。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出发写作的小说，男性的大气、暴烈、深沉和激荡，是与之绝缘的，而从谋篇布局来看，男性写作的整体感、沉重感，尤其是从具体而微的事物拉高到凌空俯瞰角度的哲思感，更被彻底颠覆了。关于《女性时代》的写作思路，我们大致可从小说中索菲娅关于艺术的思考中管窥一二：“有一次，在文化宫里准备展览时，我曾试图解释：我看到一条线，它从一边延伸至另一边——沿着纸张的正中间。其下的部分都应该很渺小，为此就需要透视法，以便让它延伸至远处。但是在上面的部分，一切都反过来了，越来越逼近，以便我们能看到，它是如何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从深远处。”

  “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从深远处”，这正是《女性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特色。所谓“深远处”在何处？即是男性、官方、主流意识中的“历史”，而“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便是从这个“历史”中被解放出来的细腻、具象的“生活”。《女性时代》写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而非从这些东西中提炼出来的“历史”。

  那么，作者是如何来处理《女性时代》中的“生活”的呢？是事无巨细、无的放矢地哗啦啦全上吗？那是流水账。写作总要从一个切口入手，而作者所选取的这个切口则再平凡不过——孩子保卫战。上世纪50年代，劫后余生的列宁格勒百废待兴，农村姑娘安东尼娜来大都市打工，邂逅知识青年格里戈里，一夜情之后男孩失踪，女孩怀孕，走投无路的安东尼娜得到三位旧时代的老太太相助，从此共居一个屋檐下。女儿索菲娅出生时得了哑症不会说话，女人们担心她被当局强制托管有去无回，遂使出浑身解数，能抵则抵、能蒙则蒙，靠微薄的退休金和转卖私藏的珠宝，努力为索菲娅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故事都是通过大量的对话和细节，而不是叙事和描写来推进的。也就是说，苏联战后时代的诸多主题——住房、医疗、教育、保险、救助、配给制度、币制改革，乃至农民工入城等，都是从厨房里的煎炒炖煮、浴室中的擦洗拖刷、排队购物时的漫长等待、电视前的闲言碎语中表现的。这种细致入微的表现方式，迥异于公共生活的各种程式性套话，而充溢大量家常性和个体化的俗语、俚语，以及生怕隔墙有耳的加密暗语，其与生活的关系简直丝丝入扣而且事关生死——当然，这种掐头去尾、主宾不明的语言风格也使小说读起来颇有理解上的难度——索菲娅的婚生与私生问题，就牵涉到口粮、监护、教育和住房等敏感话题，这也就难怪，老太太们虽一致认为尼古拉不是个靠谱的男人，但为了索菲娅的前途不得不将其母安东尼娜嫁给他。

  但《女性时代》不是一部情绪化的小说。作者克制情绪的功夫十分值得称赞。三位老太太出身不同，命运相似，在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大封锁、大清洗中失去父亲、丈夫、儿子和孙子，照理说，她们的回忆充满苦涩和伤心。但在作者写来，更多的是见怪不怪、有点小悲伤但不涕泪纵横的口吻，是一种自嘲多过自怜、自尊多过自卑的心态；而她们将一腔对亲人的怀念与爱惜倾注于索菲娅，本可以营造出一种如电影《美丽心灵》那样刻意隔绝邪恶、呵护童真的调调，但也不尽然，比如她们给索菲娅讲故事，讲着讲着触动了心弦就变成了结局十分可怕的黑童话……可以说，索菲娅的人生启蒙并非天真到一片空白，更有别于国家洗礼教化出来的“螺丝钉”公民。

  而这三位老太太，她们完全游离于20世纪的列宁格勒，而生活在19世纪的圣彼得堡，教养也全是沙俄时代的淑女风范，读来有种理想化的不真实感。在笔者看来，这多多少少出自作者某种美好的想象，不是说旧时代有多好，而是微妙地投射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并非一切坚硬的东西都不可摧垮，并非一切柔弱的东西都注定湮灭，生活可以卑微，但不可以失去尊严，因为有爱在支撑着我们不失尊严地活下去。我想，这就是《女性时代》何以在经历了如此不堪回首岁月的当代俄罗斯引起那么多共鸣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