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37客机平稳地着陆于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在那硕大的轮子与地面接触的瞬间，我竟没有感觉到一点颠簸。我想，此刻所有的乘客没有人不佩服飞行员的技术有多么的美妙。那美妙也夹杂着对几位空姐空哥的赞美。就在我从座椅马上要站起来的时候，在我身后五六排远的座椅上再次传来声音凄厉的叫声——“我要蜗牛！”

  声音来自于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上飞机他就断断续续地这样叫喊，弄得飞机上的人们很是烦躁不安，但碍于是个孩子，谁也不好说什么。我看到孩子的母亲很尴尬，她不好冲孩子发作，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别哭啦，到北京奶奶家我就给你买。”母亲的话并没有奏效，孩子照样哭。看来，那蜗牛真的直入孩子的心里了。

  孩子和他的母亲是不是上海人，他们到上海是旅游还是出差我不得而知，我刚见到他们是在浦东机场的安检通道。当时，因为是几个朋友一同安检，我们只顾得跟送站的朋友们挥手告别了，并没有注意到我前面还有一对母子。等我把行李箱推进检测机走到安检员面前时，这时看到惊人的一幕——在安检台上放着一个碗口粗的矿泉水瓶子，里边装着一只肥大的蜗牛，一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安检员，一边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小男孩哭道：“妈妈，我要我的蜗牛！”母亲说：“机场有规定，不允许携带小动物。”小男孩看了看瓶子里的蜗牛，加大声音哭喊道：“我就要我的蜗牛！”面对孩子的满眼泪花，两个安检员面无表情，只是直直地看着孩子的母亲。那意思很清楚：这是民航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那一刻，我真想求两个安检员，让孩子把蜗牛带走吧。热爱小动物，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我们不能因为人为的制度，而破坏孩子的天性。可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我毕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国家林业总局还聘任我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委员呢！我心里十分清楚，蜗牛是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或许它身份太低，到处都有，不像大熊猫、丹顶鹤那么稀有金贵吧。我也十分清楚，这只蜗牛即使被小孩带走了，也不会活很长时间，它离开土地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当然，如果小孩不带走，这个诺小的生命很快就因安检员随手往盛杂务的塑料桶里一掷，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死亡。

  死亡，又是面对死亡。或许因为人到中年，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了，对生命现在看得越来越重。就在几个小时前，从诗人周庆荣的口中得知，青年诗人卧夫因精神抑郁在北京怀柔山里绝食而死。生前，他曾筹资为自杀而死的诗人海子修了墓地，而且沿着海子的生活轨迹行走了一次。周庆荣说，卧夫生前一个月在一次诗歌活动中，跟他谈到死亡，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次真实的表达，如果知道，他一定会重重地擂上卧夫两拳，把这个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家伙打醒。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诗人伊沙当年的一句“饿死诗人”竟然一语成谶。想来是多么的悲哀与恐惧！

  我还想到，30年前，我在京郊农场工作时，亲眼目睹了养鸡场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只鸡死亡的惨状。看着工人们用双轮车从鸡房里往外推死鸡的情景，我发现所有的工人都目光凝滞，仿佛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刚刚结束。农场的技术员研究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出鸡群死亡的原因。后来，请来市里的专家，经过逐一排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鸡场里的一位技术员出国到日本，回来时带回一只鹦鹉，而那只鹦鹉则带有一种弓形体病菌。这种病菌导致鸡群整体传染而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全农场的人都感到很震惊。想不到一只小小的鹦鹉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这样的经历和联想，我能对孩子去说吗？即便我说了，孩子也未必听得懂。善良的心提示我，孩子还小，在这个年龄最好不要跟他谈有关死亡的话题。更何况，在常人的眼里，一只蜗牛能有多大的事？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能对孩子说些什么呢？看着两个安检员目光凝滞的眼睛，我觉得此刻我的眼睛也该是那样的吧。

  作者简介 红孩，原名陈宝红。北京人，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曾先后在北京市双桥农场、《北京工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和《文化月刊》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国散文报》副主任，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诗集《太阳真好》、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州》、长篇小说《爱情脊背》；散文评论获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