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浒传》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影响着我，无论是我的性格、兴趣、爱好、审美情趣还是文风，或多或少都有它的烙印。

初识《水浒传》，是在小学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正在家乡的小学读五年级。炎炎夏日的某一天，突然一场令人始料不及无所适从的政治大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小学校里的老师已经不再讲课，平时和蔼可亲的校长一夜之间成了什么“走资派”，什么也不敢管了。学校里乱成了一锅粥，学生们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反正没人问、没人管。村子里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上级的各种通知，大街两边满是各种火药味十足的大标语。那天在大街上看到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挨家挨户地搬出了一些大小不等厚薄不一的书，说是“四旧”，是“封资修”的东西，堆在大路中间，要用火给烧掉。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指着两本厚厚的被撕掉硬纸皮的书说，写咱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也要被烧了，真可惜。在此之前，我看过一些小人书，知道《武松打虎》《野猪林》《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燕青李逵双赶会》《三打祝家庄》等这些让我入迷的故事，全都来自于《水浒传》。这么好看的书绝不能让他们给烧掉。我这样想着，就一直在寻找机会。不一会儿，我看那几个气势汹汹的人又去其他人家里搜查了，就悄悄地抱起那两本《水浒传》，并找到硬纸皮，跑回家去了。几分钟后，等我再回来这儿，看到那些书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我暗自庆幸，若不是我刚才拿走了那两本书，此刻它们就只能在这火海里化为灰烬了。

晚上，在煤油灯昏暗的光亮里，我在翻看白天的“战利品”——这是由商务印书馆用该馆万有文库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版本印制的，完整的书名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共分上下两册。书里的字排列方式和我们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不一样，它是从右至左竖着排的，很多繁体字；而语文课本的字则是从左至右横着排。我用白面熬了浆糊，把被人撕掉的硬纸皮重新裱糊好。

少年正是求知时，无奈偏遇文化荒漠季。于是，这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就像久旱之后的甘霖，成了我每天必看、爱不释手的宝贝。那个年代，我们农村的孩子，10多岁就可以偶尔去生产队干些简单的轻微的农活儿，多少为家里挣点儿工分。如果哪天生产队没有派活儿，我们就要去为自家养的猪打草，白天根本没有大把的时间看书。这样，我看书就只能利用吃饭时间了，更理想的时间当然还是在晚饭后爬在被窝里。那时年龄小、书厚，白天忙碌一整天，夜里捧着书读时间久了，就觉得不舒服。后来，我捡到了一段1米多长的废铝线，去掉残存的星星点点的已经老化的塑料皮，比照着《水浒传》翻开后的大小，做了一个倒八字形的书架，正好可以将书放上去；还设计了两个夹子。这样，我再看书时，只要翻到第几页，夹子就会牢牢地把书的两侧夹住，方便多了。那时候，农村经常停电。为了不耽误晚上看书，我从垃圾堆上捡了个直径大约5厘米的圆形小铁盒和一小段铝条，做了一个用工业废蜡作燃料的小台灯。从此，我再也不必担心晚上停电了，想看到几点就是几点。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人多房子少，我从小学起，就一直独自一人住在离我家有三四百米远的他人家的空阔的院子里，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一人独居，好处是看书时无人打扰；不足之处是早上容易起床晚。没有钟表，就听生产队长用铁耙齿，敲打挂在十字路口老槐树上那段铁轨的声音，或是大队的广播喇叭声。宁可早起，绝不懒床。从小学起，我就养成了无论春夏秋冬，在早上五点左右必然起床的习惯。夜里看书，最过瘾的还是冬天的大雪天，完全不必担心第二天会耽误起床。因此，这个时候我会一心一意、通宵达旦地看我的《水浒传》。尽管第二天早起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踩着厚厚的积雪去100米之外生产队的饲养棚边，用大铁罐子里带着冰凌碴子的水洗脸时，要反复清洗鼻孔里的黑蜡灰，却也乐此不疲。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因为看《水浒传》多了，又经常背诵书里的精彩段落和诗词，至于那108位梁山好汉的绰号和主要事迹，更是烂熟于心，张口就能讲得活灵活现、如临其境，常常以小伙伴们听得如醉如痴而沾沾自喜。慢慢地，大家知道我有《水浒传》，就想借去看。不是我小家子气，而是那个年代外借这种书是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后来，有人提出用他们私藏的书和我的换着看。就这样，一套《水浒传》使我获益匪浅，在那文化荒芜的年代里，通过交换这种奇特的方式，我先后秘密地阅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草原烽火》《暴风骤雨》《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踏平东海万顷浪》《保定外围神八路》《野火春风斗古城》《西游记》《红岩》《三国演义》《红楼梦》《铜墙铁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时的许多禁书。

我十分珍惜我的《水浒传》，一般关系是不轻易外借的，即使想和我交换看也不行。但是，遇到该外借时，我还是毫不吝啬的。1974年，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夏天，村子里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因病住进了焦作市人民医院。已是民办教师的我，利用星期天跑去看望，他说在医院里太寂寞，提出让我想办法借书给他看。我说有两本《水浒传》，先拿一本给他看。他激动得马上就想看。那个时候，我们村子到市区只有一条土路，没有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到市人民医院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步行则要四五个小时。全村几千口人一共也没有几辆自行车，借辆车子绝非易事。又是一个星期天，天未亮，我就背着装有《水浒传》上册的黄色书包，大步向市人民医院走去。一个星期后，我又用下册换回了上册。

当时小学还未毕业只有十多岁的我，正是激情澎湃、心高气盛时，一心想学写诗，但是学校里不上课，根本无人来教。早就听人说过，“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可是，在当时那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化被大革命了，去哪儿才能找到唐诗三百首啊？于是，我就把《水浒传》中所有的诗词全部摘抄下来，无论是书中单独列行的，还是夹杂在叙事当中的，只要是诗词，一句也不落下。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拿着小本子背诵。我越读越背诵《水浒传》，越觉得施耐庵老先生了不起，他是明代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老师，真不愧是文学大家，不仅整部《水浒传》语言通俗易懂，就连写的诗词也从不矫揉造作、故作高深，完全是白描手法，直抒胸臆。书中的诗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拉家常式的。比如，宋徽宗提拔高俅当殿帅府太尉，书中用这样四句诗评价：“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模棱天下圆。抬举高俅毬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鲁智深在五台山当和尚，一天下山，看到一家酒店，书中如此描写：“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揷桑麻古道边。白板凳铺宾客坐，须篱笆用荆棘编。破瓮榨成黄米酒，柴门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尽酒仙。”这一类诗读起来几乎不用费劲。另一类是需要数次阅读，方能理解的。比如，梁山众好汉大闹江洲解救宋江，书中有如此八句诗写出前因后果：“闲来乘兴入江楼，渺渺烟波接素秋。呼酒谩浇千古限，吟诗欲泻百重愁。雁书不遂英雄志，失脚翻成狴犴囚。搔动梁山众义士，一起云拥闹江洲。”阮氏三兄弟经吴用劝说同意参加劫取生辰纲，小说中写了节奏明快的四句诗：“学究知书岂爱财，阮郎渔乐亦悠哉！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还有，林冲风雪之夜杀了富安、陆谦等人后，书中用这么八句诗给予总结：“天理昭昭不可诬，莫将奸恶作良图。若非风雪沽村酒，定被焚烧化朽枯。自谓冥中施计毒，谁知暗里有神扶。最怜万死逃生地，真是魁奇伟丈夫。”正因为这些诗都是平常的语言，意思好懂，读起来又顺口，所以我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基本上都能看得明白，记得住。也许就是受了这种影响，几十年来我在学习写诗词时，一直追求上口、易懂、好记。

在做人方面，《水浒传》的影响够给力的。十多岁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时期，正是模仿力很强的时候，而社会教育恰恰正处于无正规化的时期。于是，在我脑海里占有重要位置的《水浒传》，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108位梁山好汉中，我对燕青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他感恩——卢俊义在他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多年如一日追随卢俊义，感恩戴德，结草衔环；他聪颖——吹拉弹唱样样拿手，琴棋书画莫不精通；他正直——京城名妓李师师对他芳心萌动时，他牢记宋江托付的大任，坐怀不乱，机智应对；他精明——始终与梁山泊一把手宋江的心腹李逵打得火热，过从甚密，使其并主子卢俊义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深邃——当宋江们平定了方腊班师回朝时，及时劝慰卢俊义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历史上“雕鸟尽，良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事例太多了；他低调——任何情况下都默默无闻，跟随宋江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从不张扬，最终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佩服燕青，小时候就模仿他。想学吹笛，家里没钱买，就自己制作：先借一支竹笛，找一截竹子，在笛孔相应的地方做上记号，再用烧红的铁丝烧出笛孔即可。欲学拉胡琴，也得自己动手做，不过，这比较麻烦：锯一截粗竹子，先用猪尿泡干皮做琴鼓皮，无奈声音不行而且还容易坏，后来去邻居家找了一块蛇皮粘上去，琴鼓才算做好；生产队的几匹大马掉下的马尾，捡上几天就够做弓弦了。没有人教，就先背熟曲谱，再跟着广播学；村子里有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时，想办法挤到乐队旁边，看人家如何演奏。就这样独自揣摩练习了几年，到16岁上高中时，学校排演现代京剧选段，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登台伴奏。

一部《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纯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和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又走进了淡泊宁静的中年时代。岁月如河在流淌，斗转星移换新天。不变的是我对她的一往情深，而且是历久弥坚、历久弥新。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不一样的感受。《水浒传》，我将一如既往地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