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谓我心忧。我猜测，在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常会偶尔感伤，时常会从心底冒起这样的词句。我给我的猜测也安置下一个黄昏，有鸟从更高的凉风里飞过。作为晚清的重臣，那种孤独的无力感是从骨头里蔓延开来的，并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重。知我者谓我心忧，张之洞的整个腹腔都装满了重重的叹息。

  沧州，南皮。这里是起点也是归宿，那么多的波澜起伏、那么多的荣辱赞毁都在此归于……张之洞的墓园据说原有百亩，郁木成林，而此时已缩小了太多。五月，南皮县双庙村，草木青青，在麦田中间仅一条小路可过，墓园的一切都似乎是新的。同行的朋友介绍说，它在“文革”时曾遭损毁，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主持挖掘，张之洞的尸骨被作为“封资修”的标本被抛在外面数十日之久。之后有了二次归葬，三次，令人欣慰的是，最终重新找回了他的尸骨。在墓园，现在尚有些粗疏陋简的墓园，我忽然想起那句知我者谓我心忧，想起墓园门口的那副对联：“新法旧经，持世恐无人可代；近忧远虑，窥微早识病难为”——诚哉斯言。

  知我者谓我心忧。如果不是“千年未遇之变局”，如果不是内忧外患大厦将倾，我相信张之洞更可能是一个守旧的循吏，他会恪守中庸，传统，小修小补，勤勉当然是一贯的，敬事也是一贯的，可那顶“洋务派代表”的帽子一定不会落到他的头上。有一则逸闻可以佐证，说，某人给张之洞上书，竟然其中夹杂了来自日本的舶来语，张之洞怒批“孰实可恨”，而上书人也在他的批复中发现了舶来语，回他“亦是孰实可恨”……然而。那个变局，那个压在头上的层层忧患，却让他不得不——改革，在历史上，诸多的改革都源自被迫，源自于自救，源自于在内外的压力之间寻求平衡，从一开始，它就会遭受来自于革命的、打碎的与守成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之间的双重挤压。革命者急于，他们不相信，把一切看得迫在眉捷，当然某些内在的幽暗也使他们迫切；而因循者，利益获得者，则不希望自己被削弱，不希望变动触及，也不希望为别人成全……何况，还有外来，何况，这个外来的重压实在沉重。大清帝国，在风雨中颠簸飘摇，如同行驶于巨浪中的旧船。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这艘被不断击打的船上。包括那些势同水火的人。

  这个原本笃信中庸的人不得不祭起变革之旗。他向秋天的落叶伸出手臂，奋力上举。他试图，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相对稳健的中间道路。他不愿见到大清帝国的衰亡，更不愿见这个国度的未来真的像瓷器那样破碎。“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的自陈应是真实的，至少基本真实，我相信，这里面还藏有未能直说的真话。他的体用说里，也应有未曾直说的真话，我以为。在这里，我突然想起大江健三郎《水死》中化用的《圣经》中的那句话：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在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否也有此样的悲凉？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可是，我的周围没有真正聆听的耳朵。是的，他一边行动，一边呼喊，大家各退半步，我们尽可能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说这话的时候张之洞权倾一时，他似乎能够，然而在具体中，在每一件的行事中……不是别人没听见他的警告，不是他们都对此毫无觉察，而是，在具体中，在那些琐细的小事中，人性的隐秘起到了作用。事事的制约，处处的制约，貌合神离，相互攻讦，见不得别人得更见不得别人好，在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件事的开始与过程中，都有“专业拆迁队”的存在，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让你办不好，办不成。他们，不只来自于左也来自于右，也来自内部，包括和他一样试图力挽的革新者们。谁知道，在此中的消耗耗掉了张之洞多少的气力？

  大船已经千疮百孔。而各方的力量，更多地使用的是斧子而不是钉子。我相信，张之洞一定会感觉，自己陷入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而且一步步越陷越深。知我者谓我心忧，张之洞克勤修补，用西学的胶和钉子，用洋务，用煤和铁、汉阳造和新军，用“教育”——在南皮，也有一处中学原是由张之洞捐资兴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未能前去。他的墓前，我很是小人地想到，当年拆除他的陵墓、将他和他三位夫人的尸骨挖出的小将们是否也出自于当年他捐资的学校？我没有询问，故意没问。有时的历史总有它的吊诡。

  “知我者谓我心忧”，在南皮张之洞墓前，我更多地想到的是改革和它的深水区，是那些太过具体的事与人。但愿，我们能够，我们这些后人能够。

  作者简介：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发表诗歌、小说、评论400余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有作品入选各类选集、年选30余种，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曾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曾在《钟山》发表中篇小说《英雄的挽歌》《变形魔术师》和短篇小说《贮藏在身体里的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