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艳庭是在河南省第四届青创会上。会议报到之后,文友互相串门聊天,一个年轻人被一个朋友带过来,说是后起之秀,叫张艳庭。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也许是因为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多,他显得有些腼腆。但说起小说来,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和我聊了很多,感觉文学观念上有相投之处。后来李洱几个人说要出去消夜,我便叫上了他一块去。在郑州的夜市摊上,我们谈论了更多的话题,也像熟悉的朋友一样开起了玩笑。这次会议之后,他就经常给我邮寄他编辑的文学杂志,不断联系,逢年过节也会发来祝福的短信。这些短信都是他写的诗,我便把他当作了一个诗人。这次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有点意外。然后知道他已经写了很多年小说,这已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在这个充满快餐的时代里,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他写作、删减、修改、打磨,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在读过小说之后,我才真正觉得有些吃惊,为他能有意识地进行反乌托邦小说的写作,也为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特质。
古往今来,以乌托邦为主题的书籍为数不少,也许因为人们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从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们就在不断地塑造一个又一个乌托邦。那些早期的乌托邦著作严格来说,并不是小说,或者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乌托邦小说,其实基本都是反乌托邦小说。著名奥威尔的《1984》自不必说,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都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
之所以说早期的一些乌托邦经典不是小说,或者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因为虽然它们都是虚构的,但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一些社会和政治理想,对社会层面的书写远远大于对人的书写。而文学首先是人学,不是社会学,在小说上,尤其注重对个体人的书写。以往的许多乌托邦作品都在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洋国》等,但不管在对乌托邦社会幻想还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人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之所以说反乌托邦小说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张艳庭的这部小说也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虚构了一个音乐极权世界,就像是音乐版的《1984》。与《1984》等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还反映了艺术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当整个城市的人都把音乐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当作自己“爱”的代用品时,人就已经变得残缺,人性就被压抑和扭曲。他书写这样一个城市的破灭,也就是在书写人性的胜利。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男女比例失衡的世界。如同他对这部小说的“寓言性”定位一样,男女比例的失调是小说寓言性的重要体现。小说中,这个城市因性别比例失调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也是畸形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称为乌托邦,不过,是坏的乌托邦,或者叫恶托邦。
爱情是人类文学的永恒命题。不过通常所说的男女之爱,是建立在性别比例均衡的基础上的。当这种比例严重失衡,爱情是处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一端,还是不能承受之重的那一端?作者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了一番有意义且深刻的探讨。
这部小说如果说在意义方面可以归纳为“寓言性”的话,在叙述和描写等方面,则可以说有一番别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奇诡多姿的世界。音乐在小说中也拥有着一种魔幻又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用来填补人们身心双重的空虚;同时也可以作为刑具,用来惩罚折磨人;甚至可以用来作为战争的武器。最后这种音乐因为承载了爱,而升华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甚至具有了宗教创世般的力量,改变了这个音乐之城的性别比例,使它变得均衡。小说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有了十足的魔幻味道。
在与艳庭交流小说时,他说创作这部小说的源起之一,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我得知他上高中时就是铁杆的摇滚乐迷,后来又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对西方交响乐也很痴迷,算是一个发烧友。他说自己喜欢现代感极强的摇滚乐,却也喜欢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又喜欢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音乐。表面上看这挺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也许真的会喜欢所有好的音乐。如同他的阅读,同样是丰富驳杂的。他说自己对艺术的态度是:所有真正有个性的艺术都值得尊重。懂得欣赏真正的个性,吸收其他人的优点,融会贯通,进行自己的创造,也许就是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写出好小说的前提。
对音乐的喜爱,对反乌托邦的寓言体小说创作的愿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部小说的诞生。在艺术层面上,这部小说虽然仍然有不足之处,但这种创新的尝试,对个性和思想的追求是值得赞赏的。而这部小说真正的价值,还需要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评定。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也许一万个读者同样就会有一万个音乐之城。
(戴来:著名作家,曾获人民文学奖、春天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此文是给张艳庭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