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如今仅有3人在世，杨玉芬、方素荣、周茂勤。年纪最小的周茂勤现居辽宁朝阳，惨案发生时，他尚在娘胎；86岁的方素荣，因患中风卧床不起，现居云南昆明；只有杨玉芬还住在抚顺，已是91岁高龄。

  “母亲年纪大了，不愿回忆往事，只要一想起过去，就伤心，难免伤身。”采访前，杨玉芬的大女儿再三叮嘱，特别往老人手里塞了块手绢。老人攥紧手绢陷入回忆：“那天上午，我爹看到栗子沟那儿来了不少汽车，下来好多日本兵，没等寻思过来，日本兵端着刺刀就进了门，说去照相，我爹领着我，我娘抱着妹妹，被日本人赶出家门。前一天刚过中秋节，村里人聚集到空场，有孩子手上还拿着月饼、葡萄在吃。然后就闻到烟味，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把房子烧了！大布掀开了，哪是照相机呀，是机关枪！一阵‘突突突’，逃也逃不了……”杨玉芬擦拭着眼角。

  “我被爹护在身下，几小时过去，哭喊声渐渐没了。到下午，听得日本人上车要走了，一个女的忍不住痛出声说话，日本人又回头用刺刀扎人，再没人敢出声。天黑后日本人走了，下起了雨，我爹喊着我们的名字，被我娘护在身下的妹妹哭着说娘死了。就这样，我们杨氏家族24口，剩下我们仨。”几番停顿，几度拭泪，老人哽咽着，颤抖着手，抚着心窝。

  “我们家就从没过过中秋节，我们都不爱这个节日。”杨玉芬的大女儿说，“每到这天，母亲就躲在屋里哭。小的时候不懂，长大了知道不去打扰她，让她哭个痛快。”

  11月底的抚顺，正是飘雪季节，风卷残雪，如泣如诉，仿佛回应着我们的沉痛。

  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杨宝山两年前去世了，但他给女婿刘传利留下一摞手写的回忆录、作报告的详细记录还有剪报。刘传利说：“岳父大半辈子都在给人讲述那段历史，他文化水平不高，却把讲稿写得工工整整。”从1963年到2005年间，杨宝山共在国内作了311场报告。

  老人的外孙刘瑞说，因为姥爷的经历，他上学时就比同学更了解那段史实：“我很支持姥爷。姥爷所做的一切，是想伸张正义，是想让后人牢记历史，振兴国家。”刘传利说，他会把老人的资料好好保存，留给子孙。

  在平顶山惨案的发生地，1951年，抚顺人建起高高的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2年，修建庄严的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今天，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日本法西斯残害中国百姓的现场遗迹，受到大力保护。每年的公祭大会，更有一些日本民众赶来参加。

  纪念馆内播放的殉难者遗骸发掘时的影像资料，出自于日本名古屋电视台记者中林良夫。1972年，中林良夫来到抚顺，时值殉难者遗骸发掘中，他录制当时的发掘情况，并在名古屋电视台播出，引起强烈反响。今年9月，平顶山惨案史实图片展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东京展出。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来临前，纪念馆于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大型凭吊活动；从12月13日开始，纪念馆还举办了“哭泣的中华”侵华日军暴行图片展。和平的力量在集结，历史决不能重演！

  【平顶山惨案】为报复抗日义勇军对抚顺矿山的进攻，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警察署、宪兵队和炭矿防备队出动几百人，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余名村民实施灭绝性屠杀，屠杀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4时左右，日军又扑向平顶山村附近的栗家沟和千金堡，将两村未来得及逃离的200多名村民残忍杀害。三村逃生者仅百余人。平顶山村从此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