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目睹的一件事——某文坛新贵为数十人的文学爱好者讲课。我也是数十人中的一员，聆听了此公的高谈阔论，获益匪浅。课间休息时，十几位同学蜂拥而至，欲与文坛新贵合影留念。开始，此公洋洋自得地与几位同学合影了，少顷，又如同娱乐圈中人，不耐烦地推开其他人，走向了远处。恰逢一位同学迎面而来，忙说：“能与您合影吗？”此公回答：“没有时间。”旋拂袖而去。

  我依旧记得对一位作家的采访。为进行文学社会学的调查，我采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作家。当我问及此公对当代其他作家的印象时，他一脸不屑地说，当代没有作家。听话听音，此公认为当代没有作家，其实是在告诉我，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作家。

  不久，与几位作家清谈，言及起于墨西哥的猪流感和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几位炙手可热的文坛知名人士均表示，作家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事情，把文章写好就行了，把文章卖出去就好了。

  人人都是主人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人的合法选择。对平民的厌恶，对同道的轻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似乎不关涉作家的职业道德，甚至也不影响作家们的合理存在。重要性在于，以上列举的一些作家的言行，恰恰证明了当代作家的修养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困境。

  我一而再地强调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于我对清末民初一些文人的敬重。康有为的文章可圈可点，此外，康氏亦是知行合一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办学宗旨明确了对平民学子生存际遇的关心。凡平民学子入学，一律免除学费。笔者两度造访万木草堂，曾写《寻访万木草堂》一文记之，表达了对康有为人格伦理和教育思想的尊敬。章士钊在“文革”初期，致信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强烈的民族忧患，使他没有回避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坚持了真理。章士钊的学生高二适亦然，在“兰亭论辩”的学术交锋中，他清楚此中蕴含的政治悲情，大胆质疑郭沫若，使我们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看到了真理的曙光。

  我们一直把康有为、章士钊、高二适看成我们骄傲的前辈，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操守，洞穿世事的锋利目光，堪比磐石的高贵人格。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忽视他们的存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对其文章的探析，一直是当代学术界的热点。章士钊的政治身份，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光辉。相比较而言，因文化界、学术界、书法界对“兰亭论辩”的集体缅怀，高二适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终成一代文化偶像。有趣的是，“兰亭论辩”中章士钊所起到的积极效应，屡被提及，使我们了解到章士钊伟岸的人格。

  知识分子需要任重道远的弘毅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对弱者的关心，对环境的关爱，对强权的反抗，对梦想的渴望，对生命的精神救赎……

  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当下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有可能是，某些作家过于沉湎于技术而忽视了道义，过分看重市场而忘记了责任，过于追求功利而遗忘了理想，其结果自然是人格委顿，急功近利，本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遗憾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此文开篇部分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里就“合情合理”地出现了。

  这绝对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依笔者来看，我所见到的几位作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选择的方向，甚至迷失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求经济强大的行为鼓噪了多年，我至今相信，经济独立对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将起到何种作用。我反对的是，消费主义思潮下的拜金倾向和膜拜权贵的媚俗意识。两者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肿瘤，是我们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精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