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藏书，如果藏书遗失的话，对他而言是最为痛心的事了。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化妆出行，辗转天津、香港、越南海防，最后进入云南，5月20日到达文理学院所在地蒙自，看到国旗后，立即三鞠躬，泪流满面。刘文典当初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和图书、手稿，由妻子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到香港后，存放在刘文典的一个学生家中。当妻子把存放文稿的事告诉刘文典时，他一听就急了，对夫人说：“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香港沦陷，刘文典那四箱子书全被日军掠走，下落不明。据刘文典的学生郑观山讲，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南大学，告知刘文典当年丢失的四箱书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文典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有关部门交涉。

  刘文典得此消息后特别高兴，便立即准备好各种手续，但后来内战越打越激烈，国民政府即将倒台，自然也就无人理会此事了。1961年，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这件事，得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是：“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因此无果而终。

  在清华，陈寅恪购书之多尽人皆知，他曾花2000元买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在离开清华大学时，本想带着，无奈体积实在庞大，只好舍弃不顾，只能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这些只是陈寅恪藏书的一小部分，留在清华园中的《大藏经》及其他书籍全部下落不明。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的藏书装进了两只大箱子，交由铁路部门托运，然而，怎么也没想到，箱子托运到蒙自时，打开后看到的竟是几块砖头，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了。1955年，陈寅恪收到越南华侨的一封信，说他曾在海防买到了陈寅恪所藏的《新五代史》批注两本，陈寅恪看到此信后特别高兴，但无奈当时越南禁止书出口，无法带出，只好等待时机。哪知后来战火四起，那位华侨家收藏的数千种书化为灰烬，陈寅恪批注的《新五代史》也在其中。

  古典文学专家孙楷第先生对书籍特别痴迷，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收藏了数万册图书，但在文革期间，他的这些书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不知散落到了何处，因此，文革结束后，孙先生便开始追寻这些图书的下落，从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从琉璃厂等地的旧书店买到孙先生的藏书，其中还有他的手稿和批校本。有一天，著名部队作家慕湘（长篇小说《晋阳秋》的作者）在隆福寺的旧货摊上买到了一册某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翻开一看，里面写满了孙先生的批注，他猜想，孙先生的这本书，一定是文革期间抄家时被抄走，进而被旧书商收来的。同为作家，他能体会到这些遗失的书对孙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便打算将这本书送还给孙先生，并在书后写了一首名为《壁还孙楷第先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改定稿本》的诗：“天上风云可预测，人间福祸无定时。古今典籍聚还散，得书失书寻常事。秦火隋禁明清狱，难比举国毁书日。穷探曲海杂剧考，改订待印弃商肆。偶见此书难释手，皓首通人春蚕丝。我今得书心虽喜，但念失者梦魂思。爱书颇知失书苦，怎如原书归原主。同是劫中失书人，相赠何必曾相识。”在与孙先生取得联系后，慕湘专程找到孙先生家，将书还给了孙先生。孙先生百感交集，向慕湘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在日记中称慕湘是“尚义君子”，并说，就凭世上有慕湘这样的“真正好人”，他也要将这部著作尽快定稿交付出版。

  三位大师所丢失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本，更是一段历史、一段文化，所以更让人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