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不光有我神往已久的云台山，更有我敬仰的先贤名士。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之一卜商，“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以及唐朝的著名散文家韩愈、诗人李商隐等，都出自这片古老的风水宝地。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北宋的山水画家郭熙。

  如果想了解中国古代的山水画，郭熙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人物。郭熙是温县人，温县是焦作的一个小县，距离云台山只有九十一公里。我喜欢画马，喜欢画人物，也偶尔画点花鸟之类，唯独没有真正尝试过山水画。当然，我少年时期曾临摹过的唐伯虎《落霞孤鹜图》除外。但是我一直喜欢山水画，尤其是宋代的山水画。山水画起始于五代，唐代开始兴盛，但正如元代《画鉴》上所说：“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因此，宋代才是中国山水绘画艺术的顶峰。而郭熙无疑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的承前启后者。他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几乎是后人学习山水画必读的圣经，其中的“三远”说，更是山水画家耳熟能详的画训：“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在我看来，“三远”还是我们欣赏和研究山水画，甚至是游览和纵情山水之间的一种想望。郭熙的旷世之作《早春图》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山水画派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山水理论的形象体现。

  抱着对郭熙的崇敬以及对其家乡山水的好奇，我来到了云台山。虽然史书上没有郭熙与云台山关系的确切记载，但是作为一个抱有“林泉之志”、以表现“真山水”为追求的艺术家，不可能对身边的山川景色无动于衷。郭熙“天性嗜画，自学山水”（见当代美术理论家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史》），年轻时候就被征调到京城学习绘画，之后成为宫廷的御用画师。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山水画得到宋神宗皇帝的青睐，将他的画挂满了宫廷、中书省、枢密院以及寺庙道观等场所，并赞誉他的画是“天下第一”。然而，继位的宋哲宗对他却毫无兴趣，将他的画摘下，甚至当成抹布。失意的他不得不告老还乡，回到了温县。或许是官场上的挫折，让他的画远离了以往温和、含蓄、内敛、媚上的品格；或许是终于回归了自由，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观察山林和泉石，更真实细致地描摹山的冷峻和奇险，他的作品在晚年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苍凉感。《早春图》便是他回归山野之后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的是春天即将来临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山间升起淡淡的雾气。远处的山峰气势雄伟，近处圆岗山石突兀，山泉淙淙而下，汇入河谷，小桥、挑夫、亭台、楼阁分别掩映于山崖丛树之间。图中山石先用湿笔勾出轮廓，线条柔浑圆劲，形若云层，又在阴凹处以片状或卷曲之笔墨密皴，或如乱云，或如鬼脸，形成了他“独步一时”（见《宣和画谱》，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的艺术风格。

  我来云台山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时节，高耸的茱萸峰仿佛漂浮在云雾之上，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冷峻和威严。红石峡的水如镜面，倒映着蓝天和两边的圆岗山石。我泛舟水中，一边举着相机拍摄山林的景色，一边想象着九百多年以前，郭熙先生也是在这条溪水汇成的河中，坐在船头，手持墨笔，捕捉着山川、云烟的变幻。那个时候，或许是在春天，郭熙初学绘画，年少气盛，对未来充满憧憬；或许是在山花烂漫的六月，他正受宠于朝廷，跟随神宗皇帝来此游玩。船上歌舞升平，船头郭熙与神宗畅谈山水笔墨之趣；或许是在肃杀高远的初冬，银髯如丝的他在爱子郭思的搀扶下，传授着“林泉高致”和山水之法。遥渺的过去与咫尺的现实形成时空的对照和重叠，让人有“逝者如斯”的慨叹，并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产生思考。

  当然，艺术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创作常常被认为是对现实的升华、概括和抽象。我不好说《早春图》中的山一定是云台山，画中的山峰、峡谷也很难考证是茱萸峰或红石峡，但我认为，现实中的云台山比郭熙画中的山更真实、更生动，也更美丽。因为任何艺术创作一旦面对神奇的大自然，面对宇宙的天造地设、神工鬼斧，都会逊色很多。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一书中对山水画有一个理想化的表述，他希望他的画能让欣赏者“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但这不过是他向往的身临其境、陶冶身心、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而真正可望、可行、可以游和可以居住的，只有现实中的云台山。我们常说江山美如画，其实现实往往让我们发出江山美过画的感叹。这便是我观郭熙之画与游览云台山后的收获。

  作者简介：

  兴安，上世纪60年代出生，内蒙古人，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主编评点有《九十年中国小说佳作系列》（十卷）、《知识女性文丛》（十卷）、《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六十年代作家作品展示》（小说卷）、《女性的狂欢：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小说选》（两卷）、《金苹果新女性散文系列》（十卷）、《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三卷）等。著有《想象与真实》等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