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焦作市区，学生以考上焦作一中为自豪。然而52年前的我，却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含泪退学，回到农村老家挣工分。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人人爱学习好读书，个个都是啃书本的坯。我勤学好问，常会茅塞顿开，收到出其不意的好效果。1959年小升初考试，我荣登榜首，就得益于此。当年我们那个考区包括焦作三中（后改为五中，即现在市特教学校的校址）周围18个村小，另加博爱县的若干个小学的毕业生，我能考中“状元”，很有轰动效应。

  初中3年，我是学校有名的“尖子生”，颇受同学追捧，深蒙老师垂爱。付光武、许昭虎、郭玉敦等老师都热情地为我“开小灶加餐”，他们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推动我快乐地大步前进。初中毕业考试，我囊括各科第一，献上回报老师的厚礼。

  1962年，初中毕业的我，尽管学习成绩很好，可自知家庭生活困难，没有打算报名参加高中考试。15岁的我在老家，带着12岁的二弟和8岁的三弟以及4岁的四弟，或是割了青草去卖钱，一斤草虽仅值一分钱，但这毕竟是人小力薄的我们赚钱的门路；或是挖野菜捋荆籽充饥。一天夜里我似睡非睡中，听到母亲跟哥哥商量我考学的事，母亲无可奈何：“家里累手大，咱是缺粮户，不让她考吧。”哥哥说：“您让她试试，考不上不落埋怨。”于是，我在临考的前一天报了名。

  未曾想，近段时间整天不摸书的我，居然以优异成绩被焦作一高（后更名为焦作一中）录取。这不仅在母校引起强烈反响，在家乡更为轰动，一个瘦小纤弱的农村女孩，竟然力排众雄，考上市里的“大”学！父老乡亲的脸上也觉得有光。

  1962年，我喜悦地踏进一高校门。那年月，家徒四壁、累年缺粮的家庭，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我每天从府城徒步10多公里去上学，只为节省伙食费。上下学的路上，我争分夺秒，背诵俄语单词及数理化公式。期中考试，我崭露头角。誉满焦作的“小华罗庚”张伟老师发现了会“两条腿走路”文理兼顾的我，垂爱有加，特意把我带到教师资料室，介绍我在那儿看书学习。同时，我也得到了语文、俄语、几何诸科老师的偏爱。为报答师恩，我更加勤奋、认真，迅速进步。高一阶段，我以各科85分以上的成绩，评为当然的“优秀生”。

  1963年，3年自然灾害余患未尽，我家缺少劳力，收获甚微，经常饿肚子。几个弟弟正在长身体，别说读书了，连正常生活下去都很困难。我渴望上大学，而且再有一年多就可以考大学了。但是，残酷的现实不允许我那样。我已经17岁了，我应该承担起姐姐的责任，退学回家挣工分，保证弟弟们继续读书。我独自思忖，打算辍学。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母子们商量我退学的情景。母亲痛心地说：“我就是砸锅卖铁、勒断腰带也要供你上学。”懂事的弟弟边抹眼泪边央求：“姐，咱仨都上学，你上高中，我上初中，三弟上小学，比赛读书吧。”面对他们，我泪眼婆娑，拿起姐姐的样子，毅然决然，慷慨地用自己的辍学来保证弟弟们的学业。

  那天，三弟陪我去一中背铺盖和生活学习用品。卢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学校大门外，拍着我的肩头，声音哽咽地说：“你成绩那么好，考上大学没问题，可惜了。”赵秀荣和几位女同学眼噙泪花围着我，紧紧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告别了焦作一中，走在回农村老家的路上，我默默无语，心中既有辍学的酸楚，又有无私担当的抚慰。再见了，心爱的一中；再见了，呕心沥血培育我成长的恩师们。虽然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农民了，但是，我一定还要坚持在劳动之余读书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弟弟们都很争气，二弟从部队转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任纪委书记；三弟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了郑州大学，后来成为市里的正县级公务员；四弟在部队当上了团长，是我军某基地的“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