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博爱县一个小山村里，三面环山，村前有一条大石河，村子正面有一座酷似馒头的小山。听老人讲，有了馒头山才有馒头村。每年洪水季节，大石河波涛汹涌，肆虐的洪水被馒头山挡住去路改变流向，使整个村庄安然无恙。

  馒头山村有40来户人家，200多口人。就是这么一个小山村，解放以来出过一个副省级干部，两个厅级干部，七个处级干部，十几个科级干部，各类高级职称专业人才四人，博士生导师一人，《博爱县志》人物篇里馒头山村有四人入选。1986年10月，《焦作日报》曾报道馒头山村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1986年，有15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名校，小小山村平均每三户人家就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也于1978年考入新乡师专，圆了大学梦。

  馒头山村人才辈出，并非此地人杰地灵，祖先庇佑，实在是和村里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分不开。从我上学的时候起，学校利用村里的一座破庙当教室，一群破衣拉花的孩子出出进进，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破庙四面透风，八角漏雨，风声雨声读书声在山村的上空飘荡，构成了一曲和谐的交响乐。学校一名颇有经验的语文老师嫌村里收入少待遇低，到县城当临时工去了，村干部三番五次去做工作，又把他请了回来。村里不通电，晚上上自习课学生每人拎一盏煤油灯，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乎乎的，村里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学校调到较好的房子里并且通上了电，使我们的学习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开始，大部分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被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村里的老支书忧心如焚，生怕没有知识会毁了孩子们的一生，跑到学校苦口婆心劝孩子们认真读书。他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你们不是要造反要革命吗？造反革命就不要知识了？起码写大字报也得会认字写字吧？你们还小不太懂事，目前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长大就明白我的话有道理了。”外面的“文革”热火朝天，馒头山村却没受太多干扰，读书声依然“涛声依旧”。若干年后，许多人登上知识的航船驶离了小山村，不但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成了国家的有用人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村里的学校撤并了，村里的学生纷纷自找门路到县城或中站上学，也有家长干脆让学生辍学打工挣钱。“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依然醒目，然而读书声从此在山村成为绝唱，馒头山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30年只考上一名本科生。

  临近退休之年，脑海里经常浮现出幼年时的生活画面，稚嫩的读书声仿佛经常在耳边响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贤们早已悟透的人生哲理，现代人是否遗忘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照样出了许多大师，今天的大学遍地开花，能当得起大师称号的又有几人呢？对知识的追求没有理由，读书声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自然之声，教育应该远离功利，不追求价值才能创造最大的价值，这是馒头山下读书声传来的教育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