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张 弛

  太行山上，她与鬼子刀枪相对直面拼杀；抗日战场，她屡次负伤九死一生；艰难岁月，她爬冰卧雪忍饥挨饿……然而，她就像太行山上一棵不老的苍松，狂风吹不倒、野火烧不死、刀斧砍不断。

  她就是当年的焦作武工队队员、今年95岁的郜文英老人。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再次走近这位不老的战士，去聆听抗日战场太行山上的风啸马嘶。

  讨饭路上加入武工队

  大嗓门，爱说话，抽旱烟，直性子，今年95岁的郜文英老人，让人依然能感觉出当年女武工队队员那泼辣洒脱的劲儿。

  别看郜文英老人年事已高，但她听力和记忆力尚好，由此记者把她的苦难身世和战斗故事发掘得较为完整和鲜活。

  从郜文英记事开始，到23岁参加游击队，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她的记忆全部与苦难有关。

  郜文英在解放前又名郜长英。1921年8月，郜文英出生在中站区龙洞乡麦秸河村一个贫困的农家。“家里穷得叮当响，娘生下我就去要饭。从我记事起也是去要饭，近处要饭到西张庄、双庙、北野、十二会等村，远处要饭到山西晋城、长治。”郜文英挽起裤腿说，“地主家的狗把我的腿咬烂，现在还留有疤痕。要饭走到天黑后，就在山里的路边草窝里捱上一夜。”

  12岁那年，郜文英被送到临村一户姓毋的农家做童养媳。毋家是个18口人的大家庭，年幼的郜文英不仅每天要给全家人洗衣、做饭，还得下地干活。18岁那年，她与丈夫圆房并于次年有了儿子。可惜好景不长，连年大旱开始了，毋家也闹上了饥荒，郜长英和丈夫就被毋家分出门另过，去独自讨生活。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讨生活岂是容易的事？1941年的一天，郜长英的丈夫背着柴火去城里卖，却被人诬告说是偷来的，皇协军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其人头割了下来。郜长英掩埋过丈夫的遗体后带着两岁的儿子走上了乞讨路。

  那时候，饥荒严重，郜长英娘俩几天都难要到一口吃的。“不能眼瞅着让孩子饿死。”郜长英作出狠心的决定——把儿子送给别人养。一个木匠答应用两块银圆收养这个孩子。郜长英拿出一块银圆跟儿子吃了最后一顿饭，从此母子别离。

  战争加灾荒，百姓无活路。一两年之内，郜长英的父母和姐妹在山西逃荒的路上被饿死，两个兄弟被鬼子杀害，娘家原本7口人只剩下郜文英孤零零一人，而丈夫家又拒绝收留她，丧父失子的郜文英几乎走到了绝路。

  1944年的一天，几天没吃饭的郜文英踉踉跄跄地走在山里的乞讨路上。“我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担心是劫道的坏人，可想跑又跑不动，索性坐在了地上。后边的几个人来到我跟前，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想不想参加抗日队伍。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了个‘想’字。那些人又说打鬼子有危险问我怕不怕，我说命都快没了还怕啥呢，就是戳翻了天我也不怕！”郜文英回忆这段情景时，站起身来，挥动手臂，连说话声调都高了许多。

  “我站起身来就要跟他们走，可他们说我皮包骨头，身体太弱，没法打仗，并把一小布袋小米递给我，让我养养身体再说。”郜文英说，“3个月后，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后来知道，这支队伍是太行八分区游击队焦作武工队。”

  太行山上浴血抗战

  “刚进队伍时没有枪，我就拿根棍子上操站队。后来给我发了一杆老套筒，还有3颗子弹和1颗手榴弹。打仗时手榴弹老挂在胸前，随时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郜文英说，“我打过很多次仗，也受过好几次伤，差点儿就没命了。”

  1944年冬天，郜文英跟随部队在晋城一带打游击。“山沟里的雪能埋住小腿，打伏击时就趴在雪窝里，时间长了游击队员个个都变成了雪人。那时候经常是几天都没有热饭吃。”郜文英回忆说，“1945年，队伍转战到焦作一带，仗打得就更多了。”

  “回到焦作北部山区，因要饭时都走过，路比较熟，所以很多次行军打仗都是我当向导。”郜文英说，“队伍刚到红砂岭就跟鬼子干上了。鬼子在那里盖有炮楼，我们发现一个鬼子站在远离炮楼的地方，就想干掉他。为了避免开枪把炮楼里的鬼子引来，我就和几个游击队员悄悄向这个鬼子迂回靠近。鬼子发现后就向炮楼跑，我们几个人就在后边追，我跑在最前边。就在快追上的时候，鬼子挥刀向我砍来，我一躲闪，刀砍在我左胳膊上，我流着血继续追。游击队员看我负伤就停下来照顾我，结果让鬼子跑掉了。”

  “还有一次战斗，是在西张庄村一带。队伍正顺着山坡走，鬼子突然从山上朝我们开了火，接着就冲了下来。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拼命地跑。一个紧追在我后边的鬼子，举起步枪上的刺刀朝我戳来，我猛一低头，刺刀从我后脖子上滑过。我踉跄了一下继续跑，正巧前边是个断崖，我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郜文英说。

  “后来听游击队员说，武工队队长杨聚和派了两名武工队员在沟底下找到了我。他们把昏迷不醒的我从沟里背上来，又送到山西稷山根据地。我治疗了两个多月才好起来。”郜文英说，“可惜那两个送我的武工队员，在回去路上被鬼子抓住并用刺刀活活戳死。”

  在博爱县柏山和清化交界处的一次战斗中，郜文英还负过一次伤。战斗中，郜文英正弯腰去救一个伤员，不料鬼子已到她身后，一把刺刀扎进她的臀部里。她扑倒在地后，顺手抡起一枚手榴弹投向鬼子，鬼子看到手榴弹转身就跑，郜文英也趁机躲到一个柴火堆里。“我慌乱中没有拉出手榴弹的弦，要不然我就跟鬼子同归于尽了。”郜文英说，“后来我被抬到十二会村疗伤，我的臀部上至今还留有一块大伤疤。”

  自甘清贫度余生

  采访中，郜文英不时地拿起一尺多长的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上几口。她说这旱烟已抽了70多年。

  老人说，抽旱烟是在当武工队员时学会的。那时候到处跑着打游击，饥一顿饱一顿的，就落下了胃病。一位土郎中教她用烟油和点儿水喝，结果还一时能止住痛。后来又喝过几次，加上在冬天里爬冰卧雪想借抽口烟暖暖身子，就这样抽旱烟成了瘾。

  在迎接焦作解放的斗争中，郜文英参加过肃匪反霸、减租减息等工作。1946年1月，郜文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夕，武工队奉命南下，郜文英则留在当地。她先后担任过中站区龙洞乡许河村农业互助组组长、妇女队长、村支部副书记。之后从许河村搬到了解放区上白作村，一直居住至今。

  当年，郜文英离开队伍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她的档案也在动乱时期相继遗失，无法证明其抗战经历，因而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而她也从不以功臣自居，从未向国家提出过任何要求。年近七旬时，她还坚持下地干农活。

  在劳动之余，她经常深入部队开展拥军工作，给刚入伍的战士讲抗战经历，为此她先后被评为焦作市、河南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还被评为感动焦作“十佳”母亲。

  2001年，在村干部的帮助下，郜文英终于和失联多年的武工队队长杨聚和取得了联系。两个曾经出生入死的老人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得知了郜文英的情况，杨聚和很快就给郜文英出具了证明：“郜长英在我部下当武工队员，是英雄，受过奖，很能干，造地雷、埋地雷，杀敌勇敢；她参加过多次战斗，有红砂岭战斗、石沙河战斗和解放博爱、焦作的战斗……”

  上世纪60年代，在组织的帮助下，与郜文英失散近20年的儿子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如今，老人家里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这就是剩下的那块银圆。”老人拿出一块银圆给记者看。她说自从离开孩子后，就把这块银圆缝在了衣服里，啥时候想孩子了就拿出来看看。

  如今，郜文英老人每月能领到600元的在乡复员军人补助金。记者留意到，她家的房子没怎么装修，也没有像样的家具，陈设简朴。可老人的看法是：“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姊妹5个就剩我一个，我够幸运了。现在的生活跟过去要饭的日子比，已经好到天上去了。”郜文英老人说。

  但老人还确实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过去多年送上门的《河南日报》近来没有了。老人的儿子说，也不知道那份报纸是谁帮母亲订的，可因为报纸没有了，她心里有些难过，担心自己犯啥错误了，国家是不是看不起她了。

  采访手记

  没有享受到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待遇，老人并不在意。可因为一份报纸，老人竟心存不安。

  一位为国家流过血、立过功的老战士，一生想的都是国家，而从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利益，即使年近七旬仍下地干农活，也不向国家伸手。这是一种什么境界？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才具备的胸怀，这是残酷战争留给人们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而今，年已九旬的郜文英因为一份党报而担心“国家是不是看不起自己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情怀？

  记者以为，这是一个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自省，是一名老战士永远立于思想高地的政治觉悟。这种自省与觉悟，正是我们当前开展“三严三实”教育所要求具备的基本素养，也是全体党员所应具有的崇高党性。

  耐贫耐寒，坚强坚韧，郜文英，就如同生她养她的太行山上的一颗苍松。让我们仰视这棵苍松，向郜文英老人致敬。

  （感谢市委老干部局调研科科长邵珠章对本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