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出生在1915年，世袭着先祖们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与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饱受旧社会的深重苦难，饱经“鬼荒年”和饿死人的重大灾难，他对种地有着浓厚的情感，经历了土改、单干、大跃进、人民公社。但在那个“出工听钟响，派活问队长”的大集体年代，农民积极性低，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土地更不顺人愿，不长粮食只长草。爷爷是全村最能干的劳力，挣工分最多。辛苦一年，生产队分给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那时，爷爷曾幻想，要是能单干多好啊！

  1978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农村改革的序幕拉开了。郊区率先在我们村搞试点，实行“包产到户、超产分成”家庭联产承包制，把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大集体变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真正回到了农民手里。

  爷爷的幻想终于实现了。深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教训，不分昼夜精心管理着自家的责任田；晓得“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道理，每天跑到几公里外的矿区公厕拉茅粪；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失时机地修渠架泵，为庄稼浇水灌溉。爷爷的汗水挥洒在责任田中。这些庄稼，从绿油油的麦苗到金灿灿的麦穗，一天一个样，人见人爱。爷爷的责任田，成了全村的样板田。到了收获季节，爷爷更是精收细打，颗粒归仓，把扬出的麦子堆成圆锥形，粗略地估算一下，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自言自语地说：“少说也有3000公斤呀！”实际称量，超过定产的一倍，而且创了全区小麦单产记录。公社的《三夏简报》报道了爷爷超产的情况，郊区的有线广播报道了爷爷的事迹。惠风和畅，天道酬勤，爷爷成了轰动全区的新闻人物。

  三夏结束后，郊区领导在我们村召开了现场会，当场兑现各户超产粮。爷爷登上主席台语重心长地说：“我经过了新旧社会，知道好的土地政策，能调动咱庄稼人种地的积极性，能让老百姓吃饱饭，有衣穿，有钱花。要想多吃超产粮，还得相信咱农家的老俗话，人勤地不懒”。爷爷讲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在那大集体的年代，甭说是有钱花，一年里能吃上白馍的日子也是少有的。可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们村大多数农户粮食都超了产，粮食不仅吃不完，还能卖些余粮。爷爷和村民们巴望的好日子来到了。

  几年后，农村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包产到户全面实行。爷爷分到了牛、驴、马车等重要的生产工具，成立了互助组，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爷爷秋麦两季的收获，除了上交公粮和公益金，光卖粮食一年就有万把块钱的收入。有了钱，爷爷不断武装自己的种地家什，卖了骡马，淘汰了马车，购置了拖拉机、旋耕耙、播种机。驰骋在芬芳田野上的现代化农机设备，取代了几千年行走在黄土地间的牛马，旧社会流传的“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的梦想成了现实。有钱了，爷爷过日子也不抠了，买了电风扇、洗衣机、电视机，理想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已成为现实。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常挂着满意的笑容。

  改革开放10年间，农民从饥饿到温饱，又从温饱到了小康。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大型农机具广泛使用，土地流转，大包干应运而生。村里上任了年轻前卫的支书，实行新的改革。每家每户留下吃粮田，多余土地进行大承包，发展高效农业，推广大型农机具，承包费收入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村民分红。爷爷失去了好多土地，一时想不开，和几个老同志到乡政府上访。我及时给他做思想工作。给他讲，不用出力种地，每亩地可以得到300元的承包费，当时的物价，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是300元，何乐而不为哪？种了一辈子地、出了一辈子力的爷爷茅塞顿开，大力支持这项重大改革。没有几年，好多家户翻建了新房，村里为每家架设了自来水，为每条街道修建了水泥路。村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富裕、村风文明、村容整洁的小康村。

  爷爷耄耋之年，仍不辍劳作，耕耘在田间地头。不间断地劳动，使爷爷有了健康的体魄，一生没有害过重大疾病，享有高寿，晚年无病而终，回归于他一生挚爱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