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一日三餐,习以为常。但是,总有一些食品,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化为一种情感,一种记忆,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食物,久违的往事像退潮后的沙滩,总要留下星星点点的记忆。
过去的岁月,许多人都会和黄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圆圆的黄豆,它属于黄土地,属于匍匐于黄土地上的农民,它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黄豆是属于供应食品的范畴。每家每户每月的粮本上都有定量,一人平均一个月三四两,一般的家庭买回黄豆后,除了逢年过节换豆腐外,还把它当作调剂生活的副食品。那时,黄豆在大人和孩子的眼中可是金豆豆,金贵得很。
记得儿时,只要是家里放进黄豆煮稀饭,盛饭时,母亲都会用勺子在粥面上打着圈儿,等豆子聚拢来时,猛沉勺子,豆子便听话地落入勺中,我们赶忙送上碗去,很满足地享用一顿美餐。
有时,母亲会把黄豆泡涨后,用花椒、大料、盐煮成咸豆,当作佐餐的食品。母亲最拿手的一绝是做黄豆酱。把黄豆泡好后,加入花椒、大料、盐煮烂后,团成团儿,放在阳光下滤去水分,然后装入坛中发酵,每天都要打开盖子用干净的筷子搅拌,直到散发出醇厚的酱香味。胶东半岛人喜欢大葱蘸酱,母亲也是百吃不厌。母亲一生崇尚俭朴,粗茶淡饭,陶然一生。她老人家不喜欢荤腥,却离不开大葱蘸酱,始终都保持着胶东人的质朴和淡泊。许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母亲就是以这样的生活习惯把家乡的味道牢牢拴在胃中,把浓浓的乡情紧紧系在心里。
黄豆在我童年时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深刻的。关于黄豆,还有着有趣的往事。
那时,军区有自己的军垦基地,每年秋天的收获季节,都会用大卡车拉回花生、豆子,让家属们去义务剥花生、剥豆子。军嫂们都会拖儿带女兴高采烈地赶到篮球场上参加义务劳动。每人面前一堆豆棵,一只碗。一开始,军嫂们都好似憋足了劲儿,缄口不语,暗暗地展开一场一比高低的竞赛。一双双或细嫩或粗糙的手麻利地剥着豆子,只见手起豆落,粒粒黄豆掉落在碗里发出“当当”的声音,孩子们则把一双双小手插入金黄圆溜的豆子中,享受着劳动的快乐。
渐渐,大家把劳动当成了一种享受,军嫂们欢声笑语地聊着天,孩子们一个劲儿地缠着大人讲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母亲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无儿无女,乐善好施。有一天晚上,这对老夫妻剥豆子时,老太太突然说,如果这些豆子都变成了娃娃,那该多好啊。谁知,第二天早晨,老头、老太太被娃娃们稚嫩的吵闹声惊醒。一看,我的天哪,盘子里的豆子都变成了一个个圆头圆脑的小胖子,有的站在桌上,有的趴在床沿边,有的钻进老爷爷的鞋子里……他们叽叽喳喳地叫着爸爸妈妈,乐得老两口心里开了花。一会儿这个要吃的,那个要喝的,这个撒娇,那个讨宠。老两口招架不住了,决定只留下一个最乖的豆宝宝。他们把床上地下的豆宝宝一个个放回盘子里,瞬间,豆宝宝又变回豆子。只有一个最乖的豆宝宝陪伴着老两口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我一边剥着豆子,一边陷入了无边的想象中……
多少年后,这个撒豆成娃的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珍存着,豆宝宝可爱的样子多少年一直没变。
有童话故事陪伴的童年,即使物质生活匮乏,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在冬天这个色彩单一、食品单一的季节里,孩子们还是有盼头的。“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北方有炒蝎子爪的习俗,也就是炒黄豆。把新鲜的黄豆倒入烧热的铁锅里,然后不停地翻搅,直到发出“噼啪”的爆裂声,颗颗黄豆咧开了嘴,就可以出锅了。喜欢咸味,出锅前加点盐。偏爱甜的,就加点糖。二月二的早上起床前,父母会郑重其事地嘱咐孩子们,起床前一定要认真地说“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之后才可以穿衣下床,谁不听话,就不给谁吃香喷喷的炒豆。比起咸豆、甜豆,我更钟爱原味的豆。刚出锅的炒豆,一股焦香扑面而来,嚼在嘴里脆生生的,而且越嚼越香,完全是天然的美味。上学前抓一大把炒豆装在兜里,上课时忍不住偷偷捏出一颗,环顾左右后“嗖”一下塞进嘴里,闭着嘴轻轻地嚼,慢慢地咽,这一天嘴里弥漫的都是炒豆的香味。
家庭条件好的,大人会在炒熟的豆子里放上少许的熟花生和熟瓜子,这样孩子们每吃到一颗花生或瓜子都像中了大奖似的兴奋。童年,炒豆带给我们的快乐真是妙不可言。人们都说,简单了就快乐,那时孩子的世界单纯如水,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少之又少。
现在很少吃黄豆了,多半是让转基因闹的,偶尔乡下的亲戚带回一些自家种的豆子来,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往事。一个人对食物的记忆、认知,经过岁月发酵之后更加明了,最初的味道不会随往事一点一点地消逝,反而会在时间的打磨下更加清晰,它们深刻地贮存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某一个角落,变成一根柔韧的线,将酸甜苦辣的时光碎片串联在一起。有人说食物是一条穿越历史的文化之线,将煮、蒸、炒、炖的历史掌故串联在一起。这话说得在理。
民以食为天。令人垂涎的山珍,令人回肠的美味,让人很受用,但牵动我味蕾的始终是那些老记忆,老街景,老食品,老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