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始终爱读韩愈的作品。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他对韩愈的痴迷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了一大把胡子，对学生非常严格。他要求学生学习写桐城派古文，而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对这段读书岁月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由此可见，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很得韩愈笔意。1952年，毛泽东应湖南第一师范历史老师罗元鲲之邀请，为已经逝世20年的袁仲谦撰写了墓碑，表达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

  韩愈，字退之，祖籍河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韩愈3岁时失去了父亲，由长兄韩会抚养。他发愤苦读，但时运不济，4次参加科举考试才考中进士。他一生仕途不畅，但才识俱佳，敢于直言。在政治上，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在思想上，他推尊儒学，攘斥佛老，堪称宋明儒学之先驱；在文学上，他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提倡散体，主张文以载道，务去陈言，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宋人推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于诗歌创作领域，他追求雄奇怪异之美，主张以文入诗，开创了韩孟诗派。

  韩愈的诗文，是后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毛泽东读韩愈，当然不是如私塾先生教导的那样只知死记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钻研，从词汇、句子、章节到全文。毛泽东凭借注释和词典，领会大意，在此基础上反复默读、朗诵，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最终达到融会贯通的水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写了大量关于韩愈作品的读书笔记。据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感二鸟赋》等10多篇。在这个读书笔记里，不仅有毛泽东对词句的释义，还有他对文章内容的圈点、眉批。毛泽东对韩愈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对他的作品明辨是非优劣，达到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目的。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阅读热情依然不减。1965年8月，他专门找来《韩昌黎全集》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有12首，其中手书有3首，分别是《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

  毛泽东还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引以流传，厥功伟哉。”我们从中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编纂和流传情况很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的精熟和偏爱，就不会有这样妥帖的批语。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