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璐，女，汉族，1983年生于辽宁。201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水墨人物画创作研究专业，获硕士学位。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从事中国画创作和美术学有关领域研究工作。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动荡飘摇的社会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绘画发展在中国绘画史上开众多领域之先河。这种差异化表现令人惊叹，遂纵横向分析时势，对其中成因探究一二。

  ［关键词］服务政教 士大夫 文化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化与凋敝的人民生活构成当时历史发展的主体面貌，伴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变迁。在中国历史社会变动、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民生凋敝、不事生产成为当时人民生活的主体面貌。但是，艺术、思想界却异常活跃，文化艺术以一种大踏步的姿势成长起来，其中绘画方面的发展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虽然相较于书法艺术史上出现、确立楷书这一重大事件，绘画艺术的发展显得不甚显著，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发展却代表着我国古代绘画发展取得重大跨越。纵观历史，文化繁盛多出现于盛世之中，社会的稳定成就艺术发展兴盛的基石，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发展却独树一帜，遂探究当时时势，对其中成因管窥一二。

  一、“为政教服务”

  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三国时期，佛教在战乱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于动荡的战争环境中为人们的心灵带来抚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任统治者为达到安定民心、巩固统治的目的，纷纷采取、推行“尚佛”的主张，大量修建寺庙，鼓励发展佛教、宣扬佛法。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佛教的推行对当时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发展，不难发现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进步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其他绘画类型，比如山水画、花鸟画，都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画《洛神赋图》，以表现人物面部神韵、服装衣饰为重点，只在当中寥寥几笔体现山水之感。因为当时绘画的主要社会功用之一是“为政教服务”，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正如三国曹植所说：“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社会上层人士从信仰和财力上给予佛教很大的支持，佛寺建筑的不断兴起也为佛画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支持，且佛画提倡繁复的表现手法，这对魏晋之前以简略为主的绘画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吴国画家曹不兴善展现佛像百态，创立了佛画，被誉为“佛像之祖”，他在佛像刻画上的突出贡献促进了佛教东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在当时，他对人体比例的把握能够做到十分到位，描摹得如同真人一般。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正体现出了民间古朴豪放向士大夫画家精思巧密风格的过渡。伴随着南北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多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的绘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特点。南北方各有代表画家出现，成为当时社会绘画大家的主体，也使社会对画家这一职业有了认识和了解。至此，画家身份和绘画作品称为美术创作的标签，人们在赏鉴艺术作品时也有了新的凭借。对画家而言，为区别艺术作品，凸显和保持个人特色也成为绘画表现形式和思想表达时长久的追求之一。

  二、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在社会的动荡之中，依据当时的选官制士家大族得以兴起，以门第为标准的选官制度贯穿魏晋南北朝整个时期，虽然成为滋生腐朽政治体制的沃土，但也为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历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很大一部分就出身于士家大族。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士族，经济条件富足，有能力购买纸绢进行艺术创作，便于收藏和流传使得承载在这类创作媒介上的绘画作品区别于传统的砖石、墙壁之上的绘画、雕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渴望追求自由，挣脱于传统儒学束缚之外，在当时的动乱背景下，将这种感情寄托于绘画创作当中，并展现了当时多样的思想情趣。且文人士大夫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较高一层级，兴趣爱好易受下层社会的追逐，对于他们的艺术创作人们争相鉴赏、收藏、品评、著述，蔚然成风。皇室、私家也由过去单纯收藏、保管转为评级、著录，成为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力量。虽在魏晋之前中国绘画已历经上千年的历史，但从艺术绘画作品鉴赏、品评、收藏著述的角度来说，有对绘画作品进行鉴别真伪的需求则是从此时开了先河。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至六朝时涌现的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画家数量有百人之多，艺术作品不断出现的同时，纺织品也随之产生，因此也就有了鉴定真伪的需要。当时现存的六朝时期的绘画遗迹当中，以古摹本和伪迹居多，真迹很难找到。其中，古摹本因绘画手法相近、水平也较高，所以在对原画的研究中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绘画者的创作与社会风气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思想上的进步得以视觉化、文学性的手段加以表达，反之也促进社会思想的不断升华。

  三、艺术创作的自觉

  在士族制度兴起的过程中，艺术创作的自觉开始发生。和两汉时期多以实用性为主，着重描写社会现实、表达思想意识，并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功用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绘画艺术，都更多地集中于情感以及人生价值观的表达上，真正开始关注艺术，为了艺术而创作。这种意识上的自觉性来源于绘画者的精神追求，“学不为人，自娱而已”，由内而外的自我表达意识也更加凸显出个人特色。《世说新语》记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戴安道的画不仅富有社会情趣，极富生活气息，所画的宗教人物中也是其自身社会人士的表达，同时侧面反映出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而此时在原有基础上，绘画题材也在日益扩大，并出现较为清晰的分科。人物画方面讲求叙事与绘画相结合，于画笔笔触行走间表现出一定的故事性，沿着故事发展的脉络展开绘画的表现节奏。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就是依据参考当时的文学名篇进行的绘画，和文字描述相辅相成，也更加生动有情趣。在当时，社会对艺术作品的品评鉴赏相当重视，有关绘画的著述、评鉴文字开始出现，南齐谢赫作《古画品录》，其中所提“六法”成为画史中作绘画批评的基本法则；后又有梁隋间姚最的《续画品》专著，对绘画赏鉴的方法原则有了进一步补充。各类绘画理论、评鉴文字的出现也使得画家在绘画之时更加注重观者的体验，观者品评成为画家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画家的艺术体验与观者的鉴赏、品评相互碰撞激荡，共同谱写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发展的诗篇。

  四、结语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处于地区分裂以及社会大动荡之中，经济、民生方面发展十分缓慢，但复杂的社会背景却为地区、民族交流提供了契机。政教目的以及士大夫阶层自我思想意识的觉醒，更是在山河飘摇之中为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魏晋南北朝绘画发展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后世有机会不仅从珍贵遗迹上，更从思想理论上了解时人，感受历史长河中流淌的人文艺术光辉。

  参考文献：

  ［1］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第一版）卷一［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

  ［2］李泽厚著《美学四讲》（第一版）［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3］周一良著《魏晋南北朝十二讲》，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7。

  ［4］罗世平、温晋根著《中国人物画经典：魏晋南北朝》卷1-［M］，文物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