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河。“小悦悦事件”已整整过去了5年。当年的第19名路人陈贤妹，抱起躺在地上不停哭喊的王悦。当她以道德英雄的形象被公众热议时，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直到众多采访、慰问和颁奖的人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有人说她“搏出位”，同村人揣测她拿到巨奖，亲戚为借不到钱而埋怨她……时过境迁，她终于如愿恢复了平静生活。

  这悄然流逝的5年里，陈贤妹还是被大家惦记着。

  很多人将之称为“最美婆婆”，鲜花与掌声、褒扬与捧杀，裹挟了陈贤妹的平静生活。彼时，不断有政府部门、企业负责人看望她，全国100多家媒体轮番采访，她频繁受到各地邀请去领奖，被评为“良心人物”“广东好人”“2011年度广东十大新闻人物”……但是，就像曾在媒体面前声称帮陈贤妹安排工作的企业没了下文一样，一切都过去了。只是，当魏则西、徐玉玉等事件再度昭示道德底线的危机时，人们才感到“小悦悦事件”并不那么遥远。

  世人眼里的“最美婆婆”，其朴素的价值观只是来自经验和直觉。她的善良如温润的光亮，也许能暖和一阵人心，却显然担当不了社会道德体系之基。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悖论：一方面，我们给予陈贤妹很高的道德评价与期许，指望大家都能见贤思齐，但这种“消费方式”又有点急功近利，将凡人善举当作治疗一切道德创伤的药，这儿请、那儿约；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放大前18名路过者的漠然，最初的舆论版本里，多以“诛心之论”感叹人性的不堪、底线的沦丧。至于那些零星的碰瓷与讹诈，更成了炙手可热的“爆点”，往公众的潜意识里添油加醋，为拒绝德行找借口。

  “小悦悦事件”之所以激起舆情强烈反弹，可以反思的维度其实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打扰陈贤妹的生活，却又不能为之做点什么的时候，这种道德行为本身就显现了内心的“小”和“恶”。说“小”，是因为我们总指望别人是守规矩的，却不想衡量自身行为的道德性与合理性；说“恶”，是因为很多“消费道德”的行为，本身不带有任何道德目的，纯属赶个场子、完个任务。这样的花活越多，我们所指望的道德建构过程就越漫长。

  这世间的老太太，既有陈贤妹这样的本分善良之辈，亦有以德报怨、撒泼耍浑之辈。个体的道德行为，历来忌讳被标签化解读。而一个陈贤妹，纵使“最美”，亦解不了全社会的道德之渴。

  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深谙了这些逻辑，起码就能做好两件事：第一，善待凡人善举，该赞美时不要捧上天，该褒扬时也得讲尺度；第二，构建转型期的道德体系，唱歌或者表演都解决不了问题，法律的底线硬气一些，日常的信用刚性起来，浮云般的道德迷雾，才不至于成为人们心头之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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