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读书。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10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2个孩子……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据《中国青年报》）

  上述新闻来自于5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特稿”栏目，“冰点特稿”以《陪读高考》为题不惜用一整版来报道“家长陪读”现象，并指出，因为陪读人数众多，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房屋租赁市场也迎来旺季。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读罢报道，让人心生感慨。古有“孟母三迁”，为的是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如今，为了让孩子在生活上得到更全面的照顾，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一些家长竟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千里迢迢跨地区转学，甚至辞掉工作陪同孩子读书，成为全职的陪读父母，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成就”孩子的未来。“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这样的付出背后，再次折射出中国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然而，“陪读家长”们也都有着各自的苦衷。一方面，在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下，高考仍然是相对公平的流动上升通道，在升学指挥棒下，广大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都寄予了厚望；另一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少且分布不均衡，各地的学校在事实上已经有了三六九等之分，导致诸多家长都希望倾己之力为孩子营造尽可能高的“人生起点”，甚至动用各种招数来为择校、陪读创造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指责“陪读家长”，而不着眼于解除“陪读家长”的焦虑，显然并不客观、公允。

  谁来解除“陪读家长”的焦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责无旁贷。从教育部的改革目标来看，打破“一考定终身”格局已经箭在弦上。教育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快教学评价体系改革，更加公平、更为合理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营造良性的教育生态环境，让更多的学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公平化。社会应该改变“唯学历论英雄”“唯名校论成败”的思维模式，通过择业就业观念的转变、创业体制机制的建立，营造行行出状元的成才观，让那些榜上无名或者没有“金榜”题名的学生脚下有更宽广的路。

  在此基础上，家长们也应该转变观念，放下心结，从一味地“逼子成龙”“催女成凤”中走出来，化陪读为陪伴，少些捆绑和焦灼。只有社会各方齐心协力、综合施策，家长们的高考焦虑才会慢慢褪去，孩子们才能在健康快乐地成长中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全方位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