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两眼茫茫，一个王屋山脚下农民的儿子，苟且在济源一家乡办工厂，苦闷彷徨，仰望苍天不停地追问：路在何方？

  这就是跨入上世纪90年代门槛，那个心有不甘而又无助的我。

  记得那是9月初的一天下午，宋厂长在厂部门口见到我，两眼直直地说：“德义，听说你还有点文采，给报社写封表扬信，夸夸那帮暑假来咱厂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吧！”

  向报社投稿？我一下子蒙了：报社门朝哪儿开，编辑是谁，第一次写作，一切都是未知数，领导交代的任务，无疑压力山大。

  在一位老师的指点下，我硬着头皮，连夜赶写了一篇表扬稿，万分忐忑地寄往报社。

  谁知，时隔一个星期，《焦作日报》“读者来信”版，就以“乡镇企业欢迎这样的大学生”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来信，我的名字赫然变成铅字。

  宋厂长当着很多工友的面，拍着我的肩膀，十分自豪地说：“瞧瞧，咱们厂也有一个大秀才！”

  领导的鼓励，周围同事们的羡慕，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

  以后的日子，我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投稿。让人兴奋不已的是，在《焦作日报》上，我的散文、小小说、言论、通讯、来信、消息等不同体裁的稿件，一篇篇地变成铅字，逐渐引起读者的关注。

  随着大量文章在《焦作日报》刊登，很多工友十分羡慕地问：“德义，你家有人在报社？还是你和那里有关系？”

  每次，我听了，都甜甜地一笑：那些给我编辑了很多稿件的老师，比如王爱军，王菊山、李边疆、陈玲、姜玲、董超等，对他们的名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是，多次在电话中听到他们鼓励的声音，多年来，却从没和他们见过一次面，这些让人尊敬的老师，从没吸过我递的一根烟，喝过我敬的一杯茶！

  就是这样的关系，我通过《焦作日报》这个平台，渐渐有了自信，好运不断降临。先是被安排到厂部办公室，接着被济源公安局破格聘用，在交警支队做宣传工作，随后被沁阳检察院破格录用，成为检察院建院以来第一位由临时工破格进入编制，成为正式干警，不多久，又成为该院建院以来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

  展现在我眼前的，似乎花团锦簇。

  于是，我脚步开始轻飘起来，心悄然膨胀自大。每天，两袖清风，一肚酒精，写作热情越来越淡，渐渐地和《焦作日报》生疏了，每天，周旋在无谓的应酬和喧闹中。

  一场猝不及防的打击突然当头一棒。

  检察院干部制度改革，实行中层干部聘任制，结果，我竟然意外落选。

  一下子从幸运儿，跌到万丈深渊。周围，变得冷酷异常，连空气都凝固起来。

  屈辱、不平、抱怨，我心情坏透了，而此时，似乎全世界都抛弃了我，每天面临的，更多是背后的数落，眼前的冷言冷语。

  就在我借酒浇愁，实在无颜继续做人之时，《焦作日报》的编辑王菊山、李边疆、李弘等老师，一点也没嫌弃我，先后找到我，给我安慰，给我鼓励，希望我放下包袱，继续给报社写稿，努力工作，再次赢得尊重。李边疆大哥狠狠地打了我一拳：“甭怂！”

  疾风知劲草，患难识人心。温暖的鼓励，使我又拾起笔，继续勤奋写作，不间断地向报社投稿，用一技之长做拐杖，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

  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一路走来，竟然留下许多可喜的成绩。经《焦作日报》老师们的鞭策和指点，我在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刊登各类体裁文章上千篇，同时，在国内公开出版《深度关注》《人在迷途》《讲好我们的故事》等有关法制、哲理、心理等题材9部专著，主笔策划个人品牌书3部。

  实力赢得了尊重，勤奋再次获得了信任。我跌倒后再次走上办公室主任岗位，接着，又被焦作市检察院倚重，负责全市检察宣传报道工作，成为全市检察系统唯一一位因为写作成绩突出，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6次，并被聘请为大学客座教授，成为河南省检察官文联委员会委员等。

  如今，在检察院领导们的理解和关爱下，我成为一名专职检察作家，实现了时间的自由和事业发展的自由。就在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浸在喜爱的大部头写作时，焦作日报社社长王爱军老师，看到我出版的一系列书，热情鼓励，大加赞赏，积极给栏目编辑推荐，把《讲好我们的故事》一书，在焦作日报新媒体进行连载。总编辑李弘，不断地用媒体人开放思维，启发我如何选择写作方向，如何树立品牌意识。李边疆主任，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和我交流思想，不断给我提宝贵建议，还有报社的刘振毅、金桂香等，都把我当作亲人和朋友，给以温馨的爱意……

  人生匆匆，不觉已是半百。回望所走之路，庆幸有《焦作日报》这个“贵人”相助。

  一张报纸，一些人，因为有了爱心的传递，有了真情的付出，从此血肉相连，变得生动，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您，值得我去珍惜”。无论以后的路还有多长，《焦作日报》——我生命中的最爱，我会永远以一颗感恩的心，不忘您的滋养，将感恩生出手脚，去实现爱的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