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另一个是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概念是新时代。走进新时代，呼唤和形成新政治观，这符合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执政权，建立起新政治制度。因为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从而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由此走向新时代。改革开放同样因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邓小平确立新政治观，实现了党的又一次自我超越，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使中国走进新时代。那么，因肩负新使命而进入新时代的党和国家，背后的支撑一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推动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形成新政治观。

  能够表明或彰显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政治观的方式和机缘很多，但最能强化权威性，具有政治指标意义，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又因为政治路线或政治观影响着全党乃至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与路径选择，因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要围绕这样的核心命题展开。同时，对应新时代的新政治观已经反映或蕴含于改革设计之中。

  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

  党的政治路线反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再宣誓”。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7·26”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反映在“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十九大报告还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再宣誓”，向全党乃至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既关乎本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道路，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因为我们的制度和道路可以“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也是我们“再宣誓”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观与党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既合乎政治逻辑，又符合政治伦理的要求。那么，总书记的政治观是如何体现和反映的呢？将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最充分最生动的反映和体现，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政治抉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与巨大理论突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正是创新理论化解了既有理论所难以企及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推动实践上的创新和突破。

  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政治追求与改革安排内含新政治观

  探索“三大规律”有赖于新政治观的指引。十九大报告明确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纳入到党着力探索的“三大规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既不局限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也不限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是努力探索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这显然是一次重大政治突破，所带来的一定是党和民族的跃升。

  马克思主义政党原本就肩负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以往我们更多地探索前二者的规律，这次鲜明提出“三大规律”，与发展阶段和习近平同志在国际上的一系列倡导关系密切，而这种倡导彰显的恰是中国“强起来”的现实与节奏。

  十九大报告还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重点突出和强调。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一个先进社会制度，并且有“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政治标准和文明尺度，必然地开创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在“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这些都将在政治范畴内开展，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判断奠基于新政治观。十九大报告作出一个重要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内含许多具体内容，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这些内容落实下来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带有根本性，既反映着执政理念，更反映着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先富带后富”是这样，当下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分享，也涉及制度安排，这显然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比如，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就涉及如何调节的问题，即使通过政策制度和税收等方式，也需要观念突破，特别是政治观的突破。

  “合署办公”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新政治观的支撑。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应当承认，这仍然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涉及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

  任何重大体制制度设计和改革，最后涉及的是政治范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步伐没有预想的那么快？很合逻辑。“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不能搬用别人的，只能探索自己的，这就需要实践经验和政治基础两大支持。所以，“合署办公”这样的改革，内含着执政成本的考量。如果再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分开”的讨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解决好该问题，必须依靠新政治观的引领。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离不开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持。十九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想一想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激发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都与土地有关，也就是土地革命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开始，这甚至就是一次“新土地革命”。今天，很多人早已不把自己的生存和生活与土地拴在一起，但土地权的走向和归属将一直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意识形态。所以，要搞好土地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发展了的政治观，抑或新政治观的支持。（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