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06年9月，前边两个哥哥都没成人。父母希望我像一块铁一样长大成人，所以就给我起名叫“铁头”。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当了矿工，参加了革命。

  1919年年初，我12岁，父亲就托人带我到焦作煤矿四号井当童工。矿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这样，我在这个被矿工称为“人间地狱”的煤矿苦熬着。一直到1925年7月，地下党组织点燃了革命火种，组织并领导了焦作煤矿举行第一次大罢工。

  1925年6月初，上海党中央和河南省委先后派罗思危、张作兴、吴光荣、杨天然、张涛、朱鹏舫等同志到焦作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罗思危等同志进入福公司，在职员、机电工等职工中很快发展了积极分子穆祥顺等6人，在英国资本家的家庭雇员中发展了冯金堂、崔长永等7名积极分子。先后成立了焦作煤矿工会和厨师工会，决定在7月1日党的生日之际举行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斗争一直延续了9个月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福公司答应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给矿工增加30%的工资等条件。

  焦作煤矿第一次大罢工后，我从福公司王封矿到中国资本家经营的中原公司李河煤矿当选煤工。1927年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同村崔风鸣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入党之后，我经受了一次次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像一棵小树一样渐渐地成长起来。1931年春节后，党组织决定由我担任焦作特区党委书记，李耀先任党委组织委员，李风来任党委宣传委员，焦作特区党委直接受豫北特委的领导。

  1932年春天，我主持召开了焦作特区党委会议，总结了以前的斗争经验教训，决定从基层入手，充分发动广大矿工继续进行斗争。

  当时，井下工的工资每天2公斤白面，矿工们一天辛辛苦苦所挣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工人，经常搞假宣传，冠冕堂皇地到处书写所谓“十二要”的大标语，什么“要改善人民生活”“要取消包工制，实行三八制”“要人人识字”等。

  地下党组织针对敌人的假宣传，将计就计，抓住“十二要”，要求在工人中落实这三条。我们经过两三个月的宣传发动，党组织在矿工中培养了五百多名积极分子。矿工中童工很多，党又把17岁的共产党员刘光亚同志派到井下，组织了小朋友会。

  后来，有个姓李的矿工，晚上下班背了几块炭，被监工发现后，把他绑在电线杆上打死了。矿工兄弟的惨死，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怒，他们含着眼泪说：“我们是人，不是牲口，这种打骂，世上少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党组织认为发动矿工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1934年6月的一天，焦作特区党委会议决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大罢工的头一天下午，我们在距李河煤矿几公里路的庄稼地里秘密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战前骨干会议。

  李河煤矿有两个选煤场，西场有700名工人，东场有500名工人。罢工的开始点定在西场，西场工人每人准备一件武器，随时等待号令。东场工人在罢工开始后携带武器支援西场，井下工和其他工种的工人听到信号要一起罢工，有组织有领导地支援西场。

  为了吸取以往的沉痛教训，我们还特别提出了“个别串联，保密第一”的口号。把一切布置妥当之后，第二天8时，李福林带头站出来质问监工朱永和：“朱永和，你这小子昨天为啥扣了我两角钱？”李福林知道有广大矿工在后边给他撑腰，说话的口气很硬。打人成性的朱永和、张玉生勃然大怒，上去就要毒打李福林。这时，党员及骨干们一拥而上，把朱张二人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顿。

  罢工的第三天，矿警队长王长川和我们谈判，矿工们选派贾保妞、冯群等代表与之周旋。

  贾保妞等人在谈判中控诉了资本家和监工残酷压迫、剥削工人的种种罪行，诉说了矿工们牛马般的生活现状，博得了不少在场矿警的同情，连资本家的记录员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次罢工持续了5天，最终取得了胜利，迫使资本家在矿上废除了惨无人道的打骂制度。这是继1925年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罢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