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左传·子鱼论战》，觉得宋襄公是个书呆子。率军打仗不研究兵法，不对比敌我优劣众寡，不注重审时度势，只是恪守“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重伤、不以阻隘”等前代遗规，结果在泓水大败于楚军，自己还挨了一箭。当时就觉得宋襄公如此教条主义，冥顽不化，怎么能够当上国君，治理国家？子鱼是个明白人，他在条分缕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君未知战”。

  春秋无义战！春秋之前，又有多少是义战呢？而且这个“义”的范围，又是何人圈定，如何作战才算是做到了“义”呢？

  三代以前，除了改朝换代的战事，最著名的战争要算是黄帝大战蚩尤了。黄帝为了战胜蚩尤，把什么办法都用上了，甚至动用了风伯雨师。战争打起来，结果是最重要的。为了实现理想的结果，作战双方均可无计不施。结果人们越打越有学问，对战争的实质看得越发清楚，对战争规律总结得越发到位，演绎出一套一套的兵家之计，不但三十六计计计玄妙，“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道理。

  三皇五帝施行禅让，大家推位让国，自然一团和气。可征伐之事施之于外者，也还是很多。夏桀是被商汤打败的，殷纣是被周武打败的，虽然从《史记·五帝本纪》上看不到太过具体的战法，但他们不像宋襄公是一定的。周武王驾崩，成王即位。由于成王年幼，便由周公、召公共同摄政。周公知道人治不如法治，于是作礼乐、改制度，既为天下效，也立后世则。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周公之时礼乐兴、度制改，天下从无法到有法，物事从无序到有序，人们当然觉得对，于是群起而从。可任何制度一旦形成，便已经落后于鲜活的实际，社会生活瞬息万变，以先王之制绳当世之民，自然不会有好的效果。想当年周王朝日渐式微，各路诸侯纷争渐起，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礼乐还如何能够用得上？那个时候，“礼崩乐坏”已是天下大势，无力可挡。

  但是，有人不死心，最典型的便是孔子。

  孔子研究周礼，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崇拜到了何种程度。孔子常说“久矣哉不复梦见周公”，可知他希望用周礼遏制衰亡之势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当然，孔子周游列国之后日渐明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如同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慢慢地，孔子也适应了。帮助霸道他打心眼儿里接受不了，王道一套又兜售不出来，于是乎，当学生曾晳说到，自己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趁着高阳朗照，在清清的沂河里洗去尘埃，到舞樗台上吹吹风，哼着小曲儿回家”的时候，老夫子不断点头：我赞成，我赞成！

  文化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坏不了太大的事情，武人，尤其是掌管一国之政的诸侯，这种事情就不能做了。尽管子鱼说“君未知战”，为宋襄公那愚蠢的行为作了些明打暗护式的开脱，但是，一国之君“未知战”合适吗？“未知战”可以作战争决策和战场指挥吗？看起来“仁义”得可以，你以为不按礼法对楚国兵卒不公，但自己兵卒的命就不是命吗？对敌人施仁，对自己人不仁这叫真的“仁”吗？挨了一箭，最后还是死到箭疮崩裂，的确是上苍对宋襄公的惩罚。有人讲宋襄公的死代表着“有礼”时代的结束，实在是太高看宋襄公在历史断代中的作用了。自有“春秋”，那个礼乐治国的时代便已经不在了！

  孔子之后，还有一个人不死心，他是司马迁。正是因为他，宋襄公才在“春秋五霸”名录中有了短暂的闪现。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的最后，司马迁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言外之意，这个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所作的《商颂》，颂扬的就是宋襄公能够继承发扬殷商先祖振兴国家部落的勋业，即便泓水战败，也不影响宋襄公追求仁义礼让对人们的正面引导作用，因为当时的“中国”太缺这个了，得树立一个这样的典型，宋襄公就是！如此解释正考父《商颂》的作用，当然也代表了司马迁的态度。因为司马迁不会不知道，经孔子删过的《诗经》，五篇《商颂》没有一篇是赞扬宋襄公的。即使“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当下，但宋襄公当得起吗？五霸中哪一个是行仁义“行”出来的？在诸侯纷乱的年代，以行仁义来寻求霸业，已经缘本求鱼了。

  在这一点上，比司马迁还早的荀子早就看到了，所以《荀子·王霸》篇中列出的五霸，压根儿就没提宋襄公。

  宋襄公的迂腐，不单在他指挥泓水之战时的刻舟求剑，此前他在诸侯会盟中已经暴露出了相当的不自量力。

  宋襄公的时代，东有强齐，西有秦晋，南有大楚，自己夹在大国之间，无形胜可借，无强兵可依；且为殷商后裔，祖上于周室无开国之勋，四围无亲戚可恃之缘。只是跟着齐桓公参加了几次聚会，便以为“和尚做得，我也做得”。特别是齐桓公死后，他偶然得势送齐公子昭回齐国即位继统，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可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了，洋洋乎自得其乐。如果仅此还不足以彰显宋襄公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看他为当盟主对周边小国的态度，便会更加清楚。以宋国当时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执天下牛耳，但执不了天下我执周边。他甚至对周边的小国颐指气使，扣押滕公、诛杀鄫君、兵围曹国、胁迫东夷。看起来也热热闹闹，可在周边大国看来，他只不过是领着几个娃娃过家家，没有人真正睬他。

  对于这些，宋襄公几乎不管。不仅他对于自己哥哥公子目夷的劝谏置若罔闻，而且对于周边齐、楚大国的态度也视而不见，傲然以盟主自居，也难怪被楚王所执，为天下笑。

  临天下事贵审时度势。不识时务，不自量力，刻板自负，妄自尊大。如此一个宋襄公，居然在历史评价中多有争议，看似不正常，细究来也有其中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不主张将宋襄公列入五霸，似乎已成了社会动荡与安定、行王道还是行霸道的标志。治世标榜宋襄公，是看到了他的仁义与诚信；乱世学习宋襄公，你会比他死得还惨。行王道者推举宋襄公，是要让大家向他学习，对安定的局势有好处；行霸道者看不起宋襄公，是宋襄公不会权变，不知道与人打交道时可以做人，与魔鬼打交道时必须成为魔鬼。同时，在上位者喜欢宋襄公，是因为与宋襄公这样的人一起玩儿没有多少危险，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下位者多数不喜欢宋襄公，或许是因为宋襄公不仅给他们带不来什么好处，反倒会给他们限制一系列的框框。

  时势不同，立场不同，对于宋襄公的争执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过在宋襄公葬身的襄邑睢县，人们似乎已经不在意谁对谁错，顺天承运，无中生有，一门心事干着自己该干的事业。当然，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