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4日焦作第二次解放，焦作煤矿重获新生。从此，焦作煤矿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中原大地上。

  1949年9月4日中央燃料工业处决定，将焦作煤矿划归华北煤矿管理总局领导，并改为焦作矿务局，办公地点在王封矿，下辖一对矿井、一个机修厂（焦作神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前身），局长管云，副局长程立夫、钱初航。机关设置：工程科（下设采煤股、机电股、保安股、土木股）、经理科（下设会计股、审计股、营业股、选煤股、材料股）和办公室（下设资料股、人事股、文印股、总务股、医院及职工子弟学校）。

  焦作煤矿北依太行山，东至修武县、辉县，南至武陟县，西达博爱县，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20公里，矿区总面积为1300平方公里，含煤面积97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0.49%。

  焦作煤矿成煤时代为石炭系、二叠系，主要可采煤层为3层，大煤平均厚度5~6米，开采条件较好。煤种均为低硫、低灰粉、高发热量的优质无烟煤，储量为86.85亿吨，其中焦作矿务局井田管辖储量为85.10亿吨，探明储量40.74亿吨，保有储量30.45亿吨。

  焦作煤矿有着悠久的开采历史。《山陶经》的《五藏山经》中指出，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有“贲闻之山（指焦作一带），其上多苍玉，其中黄垩多涅石”的记载。唐末宋初，焦作煤炭已成为手工作坊的上等燃料。元朝国子监祭酒许衡告老还乡时，看到焦作李封村煤窑很多，采煤业兴旺发达，说经营煤矿是“卧牛之地，日进斗金”，说明当时采煤业已相当普遍。明朝，焦作煤炭的开采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清朝，焦作的小煤窑已是星罗棋布，由于长期封建统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的煤炭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业开发的落后阶段。

  历经英、日长达40余年的狂夺鲸吞，饱尝战祸，焦作煤田遭到严重破坏。焦作矿区战壕纵横、碉堡林立，蒿草遍地、千疮百孔，仅有的一对矿井中，王封矿巷道长度不足500米，倾斜巷道长度不足200米；李封矿巷道倒塌严重，生产难以为继。新中国成立后，焦作矿务局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克服一切困难，对矿山进行恢复和改造。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在短时间内，矿井生产迅速恢复，同时改进了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等主要生产系统，改进了采煤方法，采用了现代化采煤技术设备。到1949年年底，王封、李封两个矿井年产原煤59.78万吨，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年产量的4倍，有力支援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解放全中国的军事斗争。

  1950年10月中旬，焦作矿务局机关由王封矿迁至新华北街。1952年1月，焦作矿务局党委成立，第一任书记由程立夫担任。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焦作矿工面对恶劣的井下生产环境，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大胆引进和学习新的技术，善于总结经验，大幅度提升生产率，多次创造和刷新了煤炭生产的全国纪录，为新中国煤炭工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焦作煤矿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刘九学，总结出“班前布置、班后检查”“安全计划化、安全群众化、安全纪律化、安全制度化”以及“四员”（放炮员、保安员、通风员、检查员）“一岗”（监督岗）群众安全组织等经验，连续17个月无轻重工伤和死亡事故。刘九学采煤队还创造了12年安全生产无重伤和死亡事故的纪录，成为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当时的百万吨死亡率降到1.5人，安全生产位居全国第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大会上，焦作矿务局被授予一块毛主席镀金半身像匾和一面“全国安全生产第一”的红旗，全体职工每人奖工作服（礼服）一套，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

  焦作矿务局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新矿区开发，派出了大量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参与其中。建局以来，先后支援鹤壁矿务局一矿的新井建设；派出1300余人到西安铁路局和西北工程局支援那里的工作；先后派出1183人到贵州六枝煤矿及湖南、广东参加煤矿建设……

  在“一五”期间，国家对焦作煤矿的基本建设投资7393.3万元，中马村矿、小马村矿、朱村矿相继建矿，焦西矿投产，原煤年产量达到248.9万吨；“二五”期间，冯营矿、演马庄矿、韩王矿相继投产，新建了韩王井、田门、塔掌等6个斜井和常口、民有等29个小煤窑，年产量最高达695.2万吨。

  （根据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