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81年春天，许衡躺在老家院中的木椅上闭目而歌朱子词：“睡起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凉池馆。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

  歌罢奄然而逝，叶落凡尘。此时，他已与病魔斗争了10余年。而就在他仙逝的前一年，由他主持修编的我国天文历法名著《授时历》颁行天下。

  许氏后人、许衡文化研究专家许迎春说，许衡的一生有一半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是许衡一生追求的事业。对待事业，他有一种执念，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位，他都能严于律己，甚至苛刻地要求自己，作人为师，彰显一世风范。

  许衡62岁那年，与阿合马政见不合，多次向元世祖忽必烈请辞回乡，忽必烈只好将其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从当朝风光无二的政客变成教书匠，许多人可能过不去心里的槛儿，但许衡却十分兴奋地说：“这才是我热爱的事业。”

  许衡以学问见长，以正直闻于世。元朝曾先后8次邀许衡入朝为官，许衡总是推脱不往，原因就是他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想为功名利禄所累。

  其实，当时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极其艰辛。公元1250年，许衡在苏门（山名，太行山支脉，今河南辉县一带，为元代理学兴起之地）与姚枢、窦默一起讲学。在苏门的日子里，许衡十分贫穷，靠耕田种地为生，粟熟了，他才有点吃的。粟不熟，他就吃糠咽菜。不过，即使这样，他依然十分平静地教书，还不忘接济贫困学生。不久后，姚枢、窦默先后入朝为官，并立荐他入朝。可以说，许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或将告别贫困潦倒的教书生涯。然而，这些都被许衡拒绝了。

  公元1271年，62岁的许衡终于如愿以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当年，他已是带病之躯，不能吃肉，一天也只能吃早、午两顿餐饭，太阳偏西就不能再进食了。然而，为了当好老师，他“朝夕莅事”，让别人看不出他有一点疲倦的神色。

  他长年驻校，把家中大小事情交给了儿子许师可。家里的事无论大小，一律不再过问。凡是外来的宾客，无论职务高低，身份贵贱，到校找他办事，一律谢绝。他说：“学校每天接待宾客，办理各类杂事，学生的学业必然受到影响。如果有人因此诽谤我，那也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许衡非常重视身教，加强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他和学生的关系是“恩同父子，义若君臣”。

  史书上记载了一段这样的故事：一年岁尾，诸位伴读为感谢许衡把他们召来京师，在恩师身边学习，纷纷提着美酒前往许府看望他，遭到了许衡的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为了国家，为了先师的学说，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做官教学，所得到的是朝廷给我的俸禄。俸禄之外，你们再给我点好处，以后师严道遵就难了。”

  许衡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比如，在许衡之前，几乎所有的治学者均主张“学而优则仕”。而许衡认为，教育应该以“治生”为本，不能为求官谋利所驱使。他说：“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

  再比如，许衡强调农民子弟上学的重要性。他说，务农兴学是古代圣君贤相平天下的要诀。

  许衡有生之年积极倡导“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逐步形成“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的社会秩序，从而将农桑学校置于治理国家的首要地位。

  公元1276年，68岁的许衡已在老家养病三年，身体已不堪重负。然而，当元朝再招他主持编写《授时历》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四五年时间里，他率领郭守敬等人在制定新历法，建立天文观测台，而且修建了一座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司天台，开创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新纪元。

  君子如兰，幽谷长风。

  许衡是中国古代知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而在他荣耀简历的背后，是一个教育者、一个文人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清澈灵魂。